民国时期恐怖活动研究

恐怖活动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后,到民国时期已经比以往任何朝代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尽管当时的所有政权都制定反恐法规,采取反恐措施,希望将其消灭或纳入管控范围,但由于各政权自身条件的限制及实施恐怖活动的组织、个人所具有的强势特点,要达到目的并非易事。     

《鹿特丹规则》下中国与泰国海运立法探讨

本文通过分析比较《鹿特丹规则》下中国与泰国的海上运输法的具体内容，得出中国和泰国在海上运输法领域的立法走向，为中国发展与泰国的经贸关系提供建议。     

论侦查制约权的立法配置与实践困境——以意大利法为中心

在刑事诉讼制度中最能体现诉讼模式价值趋向的莫过于侦查制约权的配置模式，1988年的《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引入了许多当事人主义理念，建立起了以侦查法官为核心、检察官职能分立、律师广泛参与的侦查制约体系。然而，由于在这种权力配置模式的设计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学者和立法者，作为法律实务工作者的司法警察、检察官、法官和律师的意见并未得到充分尊重。立法的缺陷直接导致这种权力配置模式缺乏实践基础，新法运行时间不长就出现了“警官抵制检察官，法官抱怨检察官，律师无所适从”这样一种恶性循环局面。作为深受大陆法系影响的我国而言，对意大利侦查制约体系的转型过程和实践效果进行考察，会给我们思考侦查制约权优化配置这一问题提供启示。     

行政调查法律关系论

行政调查是行政机关实施的关乎相对人人身、财产和个人隐私等宪法权利的活动。从结构上看，它包括调查主体、调查客体和内容三个方面。因此，规范行政调查，将行政调查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置于平等法律关系的调控与整合之中，使行政调查法律关系在实质上形成一种程序性法律关系至关重要。     

近期中韩经贸合作现状与前景分析

自2002年中国加入WTO后,中韩两国的经贸合作进入更加稳定高速的发展阶段,2006年双边贸易额已突破1 000亿美元,韩对华投资金额累计超过200亿美元,在几年前中国就已成为韩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对外投资对象国,同时韩国成为中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但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双方应共同努力加以解决。今后,两国经贸合作发展潜力仍很大,前景看好。     

从思想政治工作到行政文化建设——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困境与转型

进入新时期新阶段,随着思想政治工作基础和环境的变化,主要是政党从革命到执政的转变、经济从计划到市场的转变、政府从全能到有限的转变和社会从整体到个体的转变,传统思想政治工作正面临着对人民群众和公务员群体双重作用缺失的困境。行政文化与思想政治工作具有共同的属性,是对传统思政工作的创新和超越。因此,新时期加强思想政治建设,应不断加强服务型行政文化、法治型行政文化、民主型行政文化和科学型行政文化的建设。     

海峡两岸经合框架协议若干法律问题新探

海峡两岸经合框架协议（ECFA）的内容实质就是区域贸易协定/自由贸易区协定,这一点应与法律性质问题区分开来讨论。立足于大陆立场,ECFA法律性质仍应定位于＂行政合作型区际协议＂。从WTO相关条文的模糊性及成员实践来看,部门涵盖度与过渡期限问题在现实中并不会成为ECFA的法律障碍,而且两岸尚可考虑向WTO申请特别豁免,因此无违反WTO规则之忧,台方亦不必过虑＂10年90%＂。ECFA后续自由化谈判应本着互惠双赢的精神稳步进行,而不宜单纯追求协议形式。     

社会转型期城市治安宏观影响要素分析

社会转型期城市治安状况既有异质性，又有同质性。从长期来看，城市治安状况主要取决于社会要素（形态与自由度度、政社关系要素要社会控制效果会、人口要素（数量、密度及流动性）、经济要素（发展水平和阶段）、管理要素（治安防控水平和力度）等宏观影响要素。     

限制财产权侦查措施研究

限制财产权侦查措施是针对贪利型犯罪行之有效的手段,财产权是公民基本的权利,完善限制财产权侦查措施有利于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财产权,有利于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而且为侦查机关严格、公正执法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据。     

刑事侦查权的司法介入

我国刑事权运行中存在侦查机关的自行决定权力过大，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制约简单肤浅、流于形式，犯罪嫌疑人的辩护形无力虚，刑事诉讼参与人特别是犯罪嫌疑人缺乏有效的权利救济手段和途径的情况，使刑事侦查权因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而明显失衡，从而导致刑事司法权威与公信力的缺失。根据我国的司法实践结合国际公约的要求，必须在刑事侦查阶段建立中立、公正而又及时的司法审查，由法官主持司法介入审查刑事侦查权力行使的合法性，以防止侦查中滥用强制性措施对犯罪嫌疑人造成伤害，避免侦查权的异化，依法制约和规范刑事侦查行为，完善司法审判权的设置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