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诉讼管辖制度考量

目前,我国行政诉讼管辖中存在一定问题,而管辖问题又已成为能否确保司法权对行政权进行合理审查、能否顺利实现行政诉讼目的的关键因素,因此,应在分析问题成因的基础上,积极探索我国行政诉讼管辖改革的路径,以协调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冲突.     

刑事诉讼模式的立法选择

刑事诉讼模式是实现刑事诉讼目的的手段。在刑事诉讼目的的指导下,我们应当根据我国的国情,选择适合的诉讼模式。由于律师辩护还不普遍,证人出庭较为少见,刑事审判对诉讼卷宗的严重依赖,我国无法普遍实行证据开示制度、起诉状一本主义,实行预审法官与庭审法官分离,贯彻直接、言词原则。我国的刑事诉讼模式的立法选择,应当充分注意这些因素,在增强诉讼的对抗性的同时,应当强化刑事诉讼中的职权因素。     

刑事诉讼中司法审查机制的实证分析——以俄罗斯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司法改革为范例

法制变革国家和地区的司法审查实践的经验和教训有助于我们理性地看待建立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司法审查制度。我国台湾地区羁押权、搜查权收归"法院"的成功实践表明,司法审查机制能够成为保护被追诉者乃至普通公民免受国家权力无理侵犯的甲胄;俄罗斯建立法院对逮捕、羁押的司法审查机制的艰难实践却证明,司法审查制度最终得以实现需要突破重重难关,尤其是改变旧的权力格局,确立新的权力结构。我国刑事诉讼中确立并落实司法审查机制,同样需要完善错案追究、国家赔偿制度,实现司法独立、树立司法权威。     

问题、理念与规则：我国刑事程序系统的若干反思

我国目前的刑事程序系统存在诸多缺陷,导致其内部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结构失稳和功能失衡,影响了刑事诉讼整体功能的发挥。因此,有必要从理念更新和规则优化层面重构我国刑事程序系统,以促使其实现动态、平衡的发展。     

关于公安机关“追缴赃款赃物及退赃“措施的法律分析

赃款赃物的性质只能够由国家授权的特定司法机关或者行政执法机关通过法定程序作出的生效裁决来确定,这是认定赃款赃物在程序上的决定性要件。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不能够称其扣押或者调取的物品为赃款赃物,追缴赃款赃物更是荒谬,因为其本身没有法律依据。针对“赃款赃物”及其追缴措施,应当通过完善刑事诉讼法、制订有关司法解释来解决和完善。     

论我国上诉不加刑原则的完善

上诉不加刑原则是世界各国通用的原则 ,我国的上诉不加刑在司法实践中与审判监督程序相悖 ,从而淡化了被告人的上诉权 ,使上诉不加刑原则流于形式。为此 ,首先必须完善审判监督程序 ,实行有条件的不加刑 ;其次 ,刑事诉讼法应赋予公诉案件被害人的上诉权 ,平衡于被告人的上诉权。     

侦查阶段告知义务体系的完善

侦查机关的告知义务对保障和实现犯罪嫌疑人的基本诉讼权利具有重要意义。而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对侦查机关的告知义务规定得过于简单,在具体运用时必然造成执法机关无法可依,犯罪嫌疑人的基本诉讼权利不能得到真正保障。构建我国侦查阶段告知义务体系,应当明确告知义务包含的主体、履行方式、范围、内容、时间及其附随义务等基本要素。并根据联合国关于告知义务的规定及域外其他国家与地区的先进做法,完善我国侦查机关的告知义务。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确立的刑事程序原则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确立了一系列与刑事诉讼程序相关的原则,在刑事执法主体方面主要明确了专门性和独立性两个原则。在刑事程序运行程序中确定了正当法律程序这一核心原则、行动中的合作原则、程序推进中加强控制的原则等。     

论法规批准制度

法规批准制度是指有关主体制定的法规范性文件需经特定主体的批准才能生效的法律制度。现行法规批准制度存在批准范围小、批准程序缺少操作性等不足。完善法规批准制度需合理设置批准范围、完善批准程序等,并对经批准的法规性质进行了法理考察。     

刑事被害人的权利保护

刑事被害人是受犯罪行为直接侵害的人,是启动刑事诉讼的因素之一,应受到刑事诉讼的直接保护。我国刑事诉讼法在对被害人的权利保护方面虽有一些规定,但还存在许多不足,司法实践中被害人的权利仍未得到切实有效保障,有必要进一步完善对刑事被害人的权利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