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诉讼制度的程序构想

在我国,危害公共利益的行为日益突出,为了有效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我国有必要建立公益诉讼制度。建立公益诉讼制度的关键是如何构建其具体程序规则,即必须针对公益诉讼的特殊性,妥善解决公益诉讼的诉前程序、诉讼时效、法院管辖及审判组织、举证责任和调解等特殊程序问题。     

美国斯坦福大学《学生司法宪章》探析——以学生权利为视角

斯坦福大学《学生司法宪章》在受指控学生的权利保护方面规定了二十二项具体内容，在普通学生的权利保护方面突出了尊重其平等参与权的特点。这些实体权利与程序权利充分体现了权利平等、正当程序、人民主权的思想，同时也让民主治校的理念成为现实，这些重要意义也能对我国高校学生处分程序制度设计起到有益的借鉴作用。     

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探微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现代民事诉讼的一项重要规则。但对我国而言,某种意义上则是"舶来品"。因此,必须弄清在民事诉讼中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性和价值诉求,同时与我国固有的诉讼文化进行对接,在此基础上构建和完善符合我国法治环境的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论民事诉讼法与民事实体法的关系——以消费者权益保护诉讼为考察对象

在现代社会中,民事诉讼法与民事实体法应该是和谐统一的有机整体,它们为着共同的目标——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在诉讼中互相影响、互相衔接、互相作用。正是基于这种理念,本文以消费者权益保护诉讼为具体考察对象,试图对消费者权益保护诉讼程序的具体构建提出相关立法建议。     

试论刑事审前程序的司法控制与监督

我国刑事诉讼法赋予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享有除逮捕之外一切强制侦查方法的自行决定权,易导致严重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现象发生;同时我国检察监督存在乏力与滞后的问题。因此,在刑事审前程序中建立相应的司法控制和监督制度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本文针对我国刑事审前程序司法控制与监督缺失的现状,对我国刑事审前程序司法控制与监督的原则和具体设想做了一些探索。     

刑事强制医疗的对象界定与程序完善

《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部门规章对刑事强制医疗制度进行了系统的程序规制,但在强制医疗对象范围上依然需要与其他部门法做好衔接,在一些具体程序规定上还有待进一步修正.刑事强制医疗属于实现社会防卫的保安处分措施.要实现这一法律功能,并兼顾人权保障的立法任务,需要合理界定强制医疗的对象范围,依据正当性标准完善其程序规定.     

关于死刑案件证明标准的思考

我国死刑案件证明标准目前采用和普通刑事案件相同的证明标准,这不利于被告人的生命和自由的保障。应在定罪程序和量刑程序实现分离的基础上,对量刑阶段的证明标准加以提高。同时应分清留有余地判处死缓案件与疑案的情况,并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证明标准的适用需要死刑程序加以保障。     

论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

量刑程序的正当性与量刑程序与定罪程序分离的可行性属于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现阶段我国尚不具备将定罪与量刑程序完全分离的制度条件，而只能构建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即在法庭审理的主要环节，将定罪与量刑活动相对分离。在将量刑活动纳入法庭审理程序时，应当注意处理好量刑建议与量刑裁量权之间的关系。     

论审前羁押制度的性质——兼谈我国审前羁押制度的改革

审前羁押能够保障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为进行刑事诉讼活动所必需。但是审前羁押对公民的人身自由影响极为深重。如果羁押制度没有走向法治化、程序化,运用不当则极易侵犯人权。充分关注和论证审前羁押的性质和目的,能够为我国审前羁押制度改革提供理论支持。     

论侦查制约权的立法配置与实践困境——以意大利法为中心

在刑事诉讼制度中最能体现诉讼模式价值趋向的莫过于侦查制约权的配置模式，1988年的《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引入了许多当事人主义理念，建立起了以侦查法官为核心、检察官职能分立、律师广泛参与的侦查制约体系。然而，由于在这种权力配置模式的设计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学者和立法者，作为法律实务工作者的司法警察、检察官、法官和律师的意见并未得到充分尊重。立法的缺陷直接导致这种权力配置模式缺乏实践基础，新法运行时间不长就出现了“警官抵制检察官，法官抱怨检察官，律师无所适从”这样一种恶性循环局面。作为深受大陆法系影响的我国而言，对意大利侦查制约体系的转型过程和实践效果进行考察，会给我们思考侦查制约权优化配置这一问题提供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