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 and manners: Kantian humanism,rhetoric and the history of ethics

Modern humanist ethics (more Kantian than is sometimes thought) is driven by a will-to-perfection in the form of ideals of self-transcendence. This perfectionism entails a (would-be) exclusion or marginalisation of certain elements of ‘pre-Enlightenment’ ethical cultures bearing on rhetoric, manners and self-empowerment. This essay provides a set of conceptual-historical arguments preliminary to reinserting these disparaged elements into the forefront of a progressive ethos which, it is claimed, cannot afford to be exclusively dependent on an amalgam of Enlightenment and Romantic ideals. Ethics is irreducible to the realm of ideal and values, and there are other sorts.     

刑事司法中的母爱主义

我国的刑事法律经过多年发展，具有了一定的技术化特征，但往往是以武断、专横、惩罚和报复的面貌出现，抹杀了对具体的、感性的个体的关怀。技术化特征和法律形式主义是以男性为中心的法律的产物，表现为立法的父爱主义。而对具体的、感性的个体的关怀，是近年来日益凸显的刑事司法母爱主义的基本特征之一。刑事司法母爱主义关注社会问题、关注社会关系的修复、关注社会回归、关注青少年的成长和未来等富有感性的问题，从而使法律成为“有血有肉”的法律。导致其凸显的背景因素主要有：独生子女问题成为“公众论题”，女司法官人数的迅速增长，女权主义的兴起等。     

法官调解的“术”与“观”——以南村法庭为对象

调解是中国社会一种重要的纠纷解决机制。近十几年来,法院调解在中国重新得到重视,在案件解决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案件调解过程中,法官经常运用预判术、隔离摸底术、“借力术”等调解技术。法官在其法律观、司法观、当事人观等观念支配下形成了独特的调解观。     

法官法律思维能力的现实性思考

人民法院法官法律思维能力的强弱,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司法能力和司法水平的高低。目前,部分法官的法律思维能力不强,造成审判质量和效率不高,办案注重功利色彩等一系列不良现象,损害了司法的权威。这既有体制和机制方面的原因,又有历史和现实方面的原因。文章针对法官法律思维能力不强造成的种种现象,从四个方面阐述提高法官法律思维能力的方法和途径。     

论善意取得制度中善意之判断

善意取得制度为物权法规定的重要制度，专为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而设，虽牺牲权利人的利益但换取了交易安全，故立法在抉择之际，更多地关注了第三人在与无权处分人进行交易时主观上是否具有善意。因而判断第三人是否具有善意成为能否适用善意取制度的关键。     

经侦情报信息研判方法初探

当下及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我国经侦工作仍将面临诸多更为复杂的问题，迫切需要经侦部门加强情报信息研判工作，切实以“大情报”精确制导侦查破案“小行动”的意识统领经侦工作。依据不同类型的情报信息，借助社会学相关的研究方法对经侦情报进行科学研判，为经侦工作战略和战术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日本预审制度介评

明治维新以前的日本没有产生现代预审制度。明治维新后，日本仿照法国法建立了法国式的预审制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美国法的强烈影响下，日本从人权保障的需要出发，废除了法国式的预审制度，但并没有仿照美国建立起美国式的预审制度，而是形成了具有日本特色的新的预审制度：原由预审法官行使的部分预审职权分别由司法警察职员、检察官和侦查法官行使；实行检察官起诉独占主义和起诉便宜主义，起到了预审的功能；检察审查会具有对检察官起诉进行审查之功用；付审判请求程序亦具有一定的起诉审查功能。     

矛盾与协调：自由裁量还是严格规则

正确处理自由裁量和严格规则的关系在法官审判的实践中是极其重要的。从二者矛盾的产生原因出发，深入探讨法官应如何在司法实践中处理好二者之间的矛盾关系，以使二者相协调，可以最大限度地卖现司法正义。     

唐律中的请求罪

官吏出面为他人或为自己说情,被请托的官吏慑于某种压力或为了谋取私利,往往会网开一面而曲法办事。唐代为维护国家法制的公平,确保官吏依正理处理公事,严防官吏的贪污受贿行为,特设立了请求罪。     

英美两国刑事法官的证据调查权评析

人们长期认为,英美法系的法官在法庭上一般是消极、被动地听审,却不能积极调查证据。事实上,英美两国的立法与审判实践却表明:法官可以询问证人、传唤证人出庭,或进行"庭外勘验"。尤其在没有陪审团参与的审判中,法官能更加主动地调查证据。这说明,英美两国的刑事法官并非完全消极、被动,特别是当庭审主体变为一元的职业法官时,他因对案件事实最终负责,而更加具有调查证据的天然冲动。由此可见,中国刑事法官在庭审中无需亦不能塑造成纯粹的仲裁者角色,而应保留适当的且受到法律合理规制的证据调查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