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司法改革的三大误区

当前中国司法改革存在着三大误区,即司法机关中心化、突破现行立法进行改革、司法机关各自为政.论文分析了三大误区在实践中的表象、成因及弊端,提出了应确立"法律至上"与"以民(人)为本"两个基本理念,同时应尽快成立全国统一的司法改革委员会.     

日本最高法院的少数意见制

少数意见制主要是英美法系国家采行的一项裁判制度,日本战后受美国的影响,将少数意见制移入其大陆法系司法制度的母体之中.日本法院法规定,最高法院各法官必须在裁判书上表示自己的意见.关于最高法院少数意见表示制度,日本法律界曾经意见分歧很大,但经过近六十年运行,其长处充分显现,已获得定型化.少数意见制与整个司法制度是相符合的,将少数意见制引入我国将促进宪法的进一步贯彻实施,深化司法改革.考虑到目前在全国普遍实施的条件还不成熟,以及各级法院地位和作用的差异,在具体的操作步骤上,可从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开始实行.     

宪法监督模式差异性的成因分析

人们通常将宪法监督模式在总体上划分为四种典型的类型,即立法机关监督型、司法机关监督型、宪法委员会监督型和宪法法院监督型。不同的国家之所以要选择不同的模式,存在着诸多方面的原因,如理论基础、法律传统、历史际遇、司法体制等。对宪法监督模式差异性的成因进行多角度的考察,对我国宪法监督制度的改革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对我国《民法通则》关于起诉引起诉讼时效中断规定的反思与重构

我国《民法通则》将起诉作为诉讼时效中断的事由之一,于中断效力结束时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这就意味着对于经过诉讼由人民法院生效判决所确认的民事权利的保护仍可以适用诉讼时效。但依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民事权利的保护因起诉进入诉讼程序后应适用诉讼法上的期限制度,从而使《民法通则》规定的诉讼时效的适用失去了可能。对这一矛盾的解决有两种方案可供选择,一是采大陆法系各国民法的做法,取消民事诉讼法对申请强制执行期限的规定,统一适用诉讼时效制度;二是采取我国目前的做法,民法诉讼时效制度适用于当事人起诉前阶段,当事人起诉后则适用诉讼法上的期限制度,同时将起诉作为诉讼时效的终结事由而不是中断事由。两种方案各有优点和不足,我国未来民法典对此应做出科学的选择。     

论《天坛宪草》的国家权力配置

《天坛宪草》中国会与立法权力优越过度的国家权力配置具体表现为:超强的国会和立法权力;受到严格制约的总统和国务院以及行政权力;漂移的法院和司法权力;纵向的国家权力配置阙失;法律工具主义隐身于权力之争。国会与立法权力优越过度的配置模式与法律工具主义的缺陷成为招致宪法草案胎死腹中之命运的一个关键因素和直接诱因。     

关于公司法实施中的若干问题

在公司法实施中暴露的主要问题是发起人虚假出资、控制股东行为不规范、公司人格混同及被滥用现象突出。完善公司立法应立足中国国情,统一公司与企业法,重构公司资本制度,降低公司设立门槛,完善公司治理,细化债权人保护规则以增强法的可诉性;在公司司法方面,宜完善司法解释并由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公司案例,发挥其引导作用;在揭开公司面纱方面尤其应结合中国的国情和司法实践,而不宜机械地照般国外的理论。     

我国实现宪法监督司法化的现实机遇

我国现行宪法没有设立专门的宪法监督机构,宪法监督难以落实到实处。当前建立司法化的宪法监督制度的条件已经基本具备,表现在公民权利观念的形成、政治文明的提出、宪法法律属性的彰显和司法体制的不断完善等几个方面,应该抓住这样的现实机遇,努力推进宪法监督制度的完善。     

刑事司法过程的社会效果与社会成本——关于刑事司法效率的思考

刑事司法的高效率不仅仅指司法过程的迅速和司法资源的低消耗,而且指司法过程良好的社会效果和社会成本的最低支付.司法的社会效果与社会成本被忽视,反映出人们司法效率理念的缺陷.提高刑事司法效率,应当注重司法过程的社会效果,防止司法成本社会化.     

国家赔偿制度之程序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虽然在施行之初保护了人民的合法权利,但现在的不完善已经影响了其作用的充分发挥,也就不能很好的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甚至影响当事人合法权利的正确行使。本文对国家赔偿法划分为行政赔偿和司法赔偿两部分,并对它们的现状作简单的梳理,在此基础上提出现实中存在的一些题和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     

检察业务管理模式评析

现行检察业务管理模式受我国政治体制、司法架构、党政机关管理方式的影响,领导权能多元化、管理过程行政化、管理方式多样化、绩效考评简单化等特征相当突出,在机制设置的科学性、业务人员的适应性、业务活动的有效性以及社会评价的满意度等方面存在不小的缺陷和不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完善检察业务管理机制的根本途径在于重构内部业务架构、完善业务领导模式、规范行为控制体系、实施专业化质量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