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愤的反思：刑事司法的阿基里斯之踵

民愤在刑事司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能够对司法起到一定的外部监督作用。但从根本上看,民愤违背了司法独立、司法理性、司法公正、司法权威等原则,可以说民愤是刑事司法的一个致命弱点。正确认识民愤有助于摆正舆论监督与刑事司法的关系,进而促进刑事司法公正。     

从行政诉讼管辖改革看行政诉讼的出路

最高人民法院为解行政诉讼受地方行政非法干预之困，颁布了《关于行政案件管辖若干问题的规定》，希望通过提高行政诉讼审级和异地交叉管辖的办法抵抗行政干预。但仍不能使中国的行政诉讼制度及时、有效和公正地回应社会的需求。行政诉讼制度的实现与政制具有互补性，只有在宪法上获得足够的制度支持，中国行政诉讼才有可能真正突破当前的瓶颈。     

涉诉信访的权利救济功能与公民信访权利定型

涉诉信访在当前的＂勃兴＂有着深刻的制度背景与功能支撑,但涉诉信访的权利救济功能与现代司法制度之间存在一种特殊关系,这种特殊关系导致涉诉信访的实践陷入困境,并影响其存在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因此,应以司法主体性理念为基础,通过将公民信访权进行法律定型,围绕公民信访权重建涉诉信访制度。     

论定量因素在我国犯罪构成中的定位——基于我国犯罪构成理论完善的视角

定量因素并非我国刑法首创,定量因素在现代法治国家都是存在的,只是具体实施方式不同而已。我国刑法选择了"立法定性又定量"的犯罪定量模式,定量因素在立法上成为出罪与入罪的重要标准,而定量因素却没有在犯罪构成中得到体现,定量因素必须纳入到犯罪构成之中。同时,客观的超过要素概念的提出给定量因素引入犯罪构成中开辟了道路。"立法定性又定量"的定量模式之下我国仍然存在着"司法定量"。     

论我国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司法审查

行政自由裁量权是行政主体在行使其职能时必不可少的权力,其存在有其正当合理性。从理论上讲,不存在不受控制的权力;从现实上看,当前,在我国行政执法过程中,存在着大量行政自由裁量权被滥用的事实。将行政自由裁量权置于司法的监督与控制之下,以防范滥用的行政权力侵害公民的合法权益,是我国现代法治建设急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     

司法“异化”的文化反思

司法独立、程序理性和职业同质是现代司法权运行所必不可少的本质要素;而受传统司法文化的牵绊,这些本质要素在当下中国均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异化。应该寻找隐于其后的文化积弊,通过对工具主义司法观、实质思维模式和道德至上选任标准的反思和批判,为当代司法实践问方抓药。     

简论马锡五审判方式的当代价值

当代中国，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伦理为本位的传统的马锡五审判方式虽已显现出一些弊端，并在司法改革中遭到摒弃，但笔者认为，目前“城乡二元化”生态结构的中国社会，特别是中国的农村，马锡五审判方式不仅有其存在的现实合理性，而且仍在发挥着重要的独特作用     

论依法治国与党的执政方式的转变

经过多年的探索与努力,面对执政方式因体制不完善所造成的诸多问题,党逐步认识到法律的重要性以及依法建构执政体系的必要性。在实现执政方式转变的过程中,依法治国方略的提出不仅是执政方式转变的前提与基础,也是依法执政方式贯彻与落实的思想保障。同时,执政方式的转变不仅体现出党实现依法治国方略的决心与魄力,也体现着依法治国方略在我党执政方式上的具体要求与实行。而树立法律权威则是依法治国与党的执政方式转变的最高原则。     

中央与地方权力集分一般均衡的经济学模型分析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具体表现在集权与分权的关系上,如何实现中央与地方分权的均衡是一个世界性、历史性的难题,本文通过引入边际、成本、收益等经济学的概念和分析方法,试图构建中央与地方集权与分权的一般均衡模型,以期对同界学仁有所启发.     

法治反对过度解释：论法律解释的限度

司法权的本质是一种解释法律的权力,司法过程中的法律解释是一种服从法律的解释,这一服从主要体现在法律解释过程中必须充分尊重法律文本含义的确定性和客观性,法律解释中的法律意义必须以法律文本的含义为前提,法治要求法律解释必须有一定的限度,反对过度解释.法治反对过度解释,表现在法律解释的姿态上就是要捍卫司法克制主义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