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性纠纷的构成与法院司法政策的选择

就中国法院处理群体性纠纷的司法政策，学界存在大相径庭的评价。通过观察我国当前群体性纠纷的构成，可以发现，我国群体性纠纷呈现明显的多元化特征，各类纠纷对于纠纷处理机制的要求和对法院的挑战也不同。而无论是法院现行司法政策的设计还是学者对此种司法政策的批评，莫不体现了一种一元化的思维方式。在未来的制度建设和理论研究当中，需要摈弃这种思维方式，倡导一种“类型化处理”的思路。     

司法警务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与实践——以安徽警官职业学院司法警务专业为例

近年来,安徽警官职业学院司法警务专业教学团队,立足高等职业教育的本质,通过大胆改革与实践,创新性的提出"校院联动、学练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该模式的实施,成效显著,不仅毕业生的就业数量和质量明显提高,社会满意度明显增强,而且专业的知名度也得到了明显提升。今后,仍需围绕这种模式进行不断创新和推进,以不断提高本专业的建设水平。     

强化检察委员会司法属性之路径探析

在检察委员会的规范化建设已取得明显成效的情况下,应当更多地关注检察委员会的司法属性问题和决策机制的改革完善。检察委员会改革应遵循司法规律,将民主、高效、权威设定为基本目标,通过优化组织体系、改革决策模式、建立责任机制、提升委员司法能力等强化其司法属性。在决策模式改革上,应借鉴吸纳审判合议制和党委票决制的合理内核,保证委员的"民主"地位、严格检察长的"集中"机制,确立一级检察委员会定案机制,以此增强检察委员会决策机制的司法属性。     

能动司法:型构“善政”政治图景的司法哲学——从沃尔夫《司法能动主义》的民主与善政谈起

理性的司法制度应当排除行政及权力的肆意干预,但不应拒绝对国家政治生活方式的深刻思考。探寻能动司法的政治意涵,追求司法的政治愿景和保持司法内在规定性之间并不矛盾,司法的理性是对司法权的属性和司法技术的描述,而追求政治愿景则是表达了司法对文明秩序和国家理性政治生活的诉求。     

植物孢粉的研究方法在司法鉴定中的应用

植物孢粉,是指植物的孢子和花粉,属于"孢粉学"的研究范畴。植物孢粉在自然界分布很广,密切地伴随着人类的各种活动,容易与多种诉讼活动发生联系而成为证据。在实际案件中,植物孢粉的利用率很低,反映人们对植物孢粉研究成果及其作用认识不够,缺乏对司法孢粉检验技术的相关研究。为此,对植物孢粉的形态检验方法、孢子花粉壁的构造和纹饰检验方法、地层中植物孢粉的提取方法进行了分析;对植物孢粉的研究方法在司法鉴定中的应用价值进行探讨,以期为司法孢粉检验技术的建立提供参考。     

重庆市司法区域划分制度研究

司法区相对于行政区而言，是司法机关行使司法权力的场域。科学合理地划分司法区有利于保障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重庆市的地方司法区域在中国颇具代表性，研究重庆市的地方司法区域划分制度，有利于探索中国特色的地方司法区域划分模式。     

我国商事仲裁制度改革若干建议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我国现有仲裁制度的局限与不足日渐明显,需要积极进行改革,包括：应减少对仲裁机构的行政干预,确保其独立的民间地位;借鉴外国相关立法和经验,对仲裁协议作比较宽松的规定及解释;为提高仲裁效率,应赋予临时仲裁相应的法律地位;法院对仲裁的司法干预应不断弱化,而对仲裁的协助应不断加强。     

从矛盾到协调:我国法学本科与研究生教育关系之合理厘定——以完善我国司法考试制度为基轴

我国现行法学高等教育模式并不明确,使得法学本科教育与研究生教育存在着目标设定、发展模式的宏观混同以及教学方式、内容微观重叠等诸多积弊。厘清二者的关系既是提升我国法学高等教育质量之必须,又是我国法律职业共同体形成之前提。建议首先明确我国法学高等教育的发展模式,合理引入司法实务训练,并以完善我国既有司法考试制度为基轴,进一步厘定法学本科与研究生教育的关系。     

我国侦查监督机制的反思与重构

侦查过程容易侵犯到犯罪嫌疑人的各项基本权利,西方国家都注重通过立法加强对侦查行为的制约与监督。我国刑事诉讼法虽然也涉及到这个问题,但还存在诸多的问题,这就使得对侦查行为的制约力度大打折扣。因此,基于规制侦查行为的合法性和人权保障的需要,必须重塑我国的侦查制约机制。     

司法救助及其中国模式——以《关于建立完善国家司法救助制度的意见（试行）》展开

司法救助的前身是刑事被害人救助,后者与各国刑事被害人补偿具有同一性,而前者在吸收被害人救助内涵后,不再属于民事诉讼费用制度中的特定概念。社会矛盾激化、纠纷解决的司法化以及普遍存在的执行难现象,是司法救助取代刑事被害人救助的内在原因。我国司法救助以功利主义作为正当化根基,倡导保护生活模式,大幅扩张救助对象范围,实现救助决定权的多元分享,从而具有了鲜明的中国特点。明确国家在司法救助中的清偿代位人角色,多元化地理解司法救助的正当性根据,确定被救助人权利主体的地位,同时合理地对救助对象加以类型化,是我国司法救助制度完善的可行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