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孢粉的研究方法在司法鉴定中的应用

植物孢粉,是指植物的孢子和花粉,属于"孢粉学"的研究范畴。植物孢粉在自然界分布很广,密切地伴随着人类的各种活动,容易与多种诉讼活动发生联系而成为证据。在实际案件中,植物孢粉的利用率很低,反映人们对植物孢粉研究成果及其作用认识不够,缺乏对司法孢粉检验技术的相关研究。为此,对植物孢粉的形态检验方法、孢子花粉壁的构造和纹饰检验方法、地层中植物孢粉的提取方法进行了分析;对植物孢粉的研究方法在司法鉴定中的应用价值进行探讨,以期为司法孢粉检验技术的建立提供参考。     

重庆市司法区域划分制度研究

司法区相对于行政区而言，是司法机关行使司法权力的场域。科学合理地划分司法区有利于保障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重庆市的地方司法区域在中国颇具代表性，研究重庆市的地方司法区域划分制度，有利于探索中国特色的地方司法区域划分模式。     

我国商事仲裁制度改革若干建议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我国现有仲裁制度的局限与不足日渐明显,需要积极进行改革,包括：应减少对仲裁机构的行政干预,确保其独立的民间地位;借鉴外国相关立法和经验,对仲裁协议作比较宽松的规定及解释;为提高仲裁效率,应赋予临时仲裁相应的法律地位;法院对仲裁的司法干预应不断弱化,而对仲裁的协助应不断加强。     

从矛盾到协调:我国法学本科与研究生教育关系之合理厘定——以完善我国司法考试制度为基轴

我国现行法学高等教育模式并不明确,使得法学本科教育与研究生教育存在着目标设定、发展模式的宏观混同以及教学方式、内容微观重叠等诸多积弊。厘清二者的关系既是提升我国法学高等教育质量之必须,又是我国法律职业共同体形成之前提。建议首先明确我国法学高等教育的发展模式,合理引入司法实务训练,并以完善我国既有司法考试制度为基轴,进一步厘定法学本科与研究生教育的关系。     

我国侦查监督机制的反思与重构

侦查过程容易侵犯到犯罪嫌疑人的各项基本权利,西方国家都注重通过立法加强对侦查行为的制约与监督。我国刑事诉讼法虽然也涉及到这个问题,但还存在诸多的问题,这就使得对侦查行为的制约力度大打折扣。因此,基于规制侦查行为的合法性和人权保障的需要,必须重塑我国的侦查制约机制。     

司法救助及其中国模式——以《关于建立完善国家司法救助制度的意见（试行）》展开

司法救助的前身是刑事被害人救助,后者与各国刑事被害人补偿具有同一性,而前者在吸收被害人救助内涵后,不再属于民事诉讼费用制度中的特定概念。社会矛盾激化、纠纷解决的司法化以及普遍存在的执行难现象,是司法救助取代刑事被害人救助的内在原因。我国司法救助以功利主义作为正当化根基,倡导保护生活模式,大幅扩张救助对象范围,实现救助决定权的多元分享,从而具有了鲜明的中国特点。明确国家在司法救助中的清偿代位人角色,多元化地理解司法救助的正当性根据,确定被救助人权利主体的地位,同时合理地对救助对象加以类型化,是我国司法救助制度完善的可行方案。     

少年司法改革制度中的检察帮教责任机制探析

少年司法改革制度中检察帮教责任机制是一个重要的程序和制度。这一制度有别于公安机关和审判机关的帮教责任机制。少年司法改革制度的司法机关帮教责任实践同时表明,在对现有少年司法帮教制度中相关人民检察院在少年司法改革制度中的帮教责任依然存在模糊和漏洞,需要分析检察机关在少年司法中的帮教责任机制特点,提出相应的改进建议及启用策略,完善检察帮教责任机制。     

非法占有目的司法推定的现实困境及路径探析——以“集资诈骗罪”为例

＂非法占有目的＂作为一种主观的超过要素,认定时通常采用司法推定的方式,但是由于规范本身的混乱、矛盾,我国现有司法推定模式在实践中面临诸多困境。要完善＂非法占有目的＂的司法推定模式,就应当做到以下几点：第一,合理择取,保证基础事实的客观性、确定性与可靠性;第二,改变以＂结果型＂为主的推定模式,采用以＂行为型＂为主的推定模式,注重主客观相统一;第三,加强、完善司法推定程序方面的制度设计,保障司法推定的规范化开展。     

合作司法:司法公信力的社会治理谱系——基于福柯权力谱系学的展开

司法公信力是司法的生命力所在,也是全面深化改革在司法领域中的着力点。构筑司法公信力需要从社会治理高度对司法运作机制以重新审视。合作司法是社会治理谱系下从管理向治理转变在司法中的体现。降低司法成本和实践司法公正是合作司法实践路径中的两个向度,统筹两者是合作司法之于司法公信力的意蕴所在。     

公司章程“排除”公司法:立法表达与司法检视

我国现行《公司法》中的"公司章程另有规定,从其规定"条款,消解了实践中公司章程"排除"公司法相应条款的合法性危机。然而遗憾的是,对于公司法中的"另有规定"条款之立法筹划与司法裁判问题学界少有系统性研究。从实现章程自治的制度初衷而言,未来公司法规则之修订应充分利用"假设交易"方法、"遵守反之则解释"方法与"单向缺省"方法重新塑构其中的缺省性规范,以进一步明确并扩展公司章程可"排除"的规则范围;同时,相关案件之司法裁判应抛弃公司合同主义的裁判路径和初始章程与后续章程二元界分的裁判标准,转而采用"目的性标准"与"公正度标准",以团体法标准从实质意义上判别公司章程"排除"公司法决议的效力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