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修正案（六）》第七条和第八条之研讨

从刑事立法的演化进程看,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和第一百六十四条是从贪污贿赂罪中逐渐剥离而分立出来的,实践中将其统称为商业贿赂罪的做法不够严谨科学。《刑法修正案(六)》第七条和第八条将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和第一百六十四条的受贿主体由原来的“公司企业人员”扩展至“公司企业及其他单位工作人员”,为打击既非公司企业工作人员、也非从事公务的国家工作人员或准国家工作人员的收受贿赂行为及对之行贿的行为提供了法律依据。其罪名可确定为“非公务人员受贿罪”与“对非公务人员行贿罪”。司法适用中也应注意修正案的时间效力及法条援引方法。     

西方纠纷解决形式主义司法传统的形成及启示

西方形式主义司法有其独特的文化成因，根源于实证主义法学，判例法、法典化及司法的困难促进了司法的形式主义。中外形式主义司法在解决纠纷中有着不同的作用机理，西方的形式主义对我国司法的改造有重大启示。     

刑事诉讼中司法审查机制的实证分析——以俄罗斯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司法改革为范例

法制变革国家和地区的司法审查实践的经验和教训有助于我们理性地看待建立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司法审查制度。我国台湾地区羁押权、搜查权收归"法院"的成功实践表明,司法审查机制能够成为保护被追诉者乃至普通公民免受国家权力无理侵犯的甲胄;俄罗斯建立法院对逮捕、羁押的司法审查机制的艰难实践却证明,司法审查制度最终得以实现需要突破重重难关,尤其是改变旧的权力格局,确立新的权力结构。我国刑事诉讼中确立并落实司法审查机制,同样需要完善错案追究、国家赔偿制度,实现司法独立、树立司法权威。     

公民的基本权利与宪法保障

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是宪法最主要、最核心的价值。近代宪法是在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过程中产生的,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是宪法永恒的主题。基于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我国要通过修宪和宪法解释工作进一步确认一些与中国社会发展和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必要的基本权利,并通过规范国家权力和加强司法救济等手段来确保公民基本权利的实现。     

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解读模式——构建中国特色马克思学的方法论前提

文章从历时向度,回顾、总结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150多年发展进程中的三大解读模式:19世纪后半叶的"以恩解马"解读模式;20世纪上半叶的"以苏解马"解读模式;20世纪下半叶的"以西解马"解读模式。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面向21世纪的全新解读模式,即"以马解马"模式,这是构建中国特色马克思学的方法论前提。     

浅评媒体监督与司法独立的关系

媒体监督和司法独立之间的运行规律与评价标准截然不同,两者之间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冲突.司法权需要监督,媒体监督有利于促进司法公正;但缺乏规范的媒体也会对司法独立构成威胁,并给司法公正带来消极影响.媒体监督与司法独立之间的冲突必须解决,两者之间应达至平衡与契合的状态.     

对我国宪法监督模式借鉴美国司法审查制度的思考

美国司法审查制度历史渊深,理论基础雄厚,再加之实践性强,对于我国宪法监督模式有着无可比拟的借鉴作用。但根据我国国情,完全照搬是不可行的,有些可直接适用,有些则需要根据中国的情况适当的变通。     

对自首的认定及其处罚

自首作为一项刑法制度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 1997年刑法在总结多年来自首制度的立法与司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 ,进一步完善了有关自首的规定。司法实践证明 ,自首制度在同犯罪作斗争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为进一步稳、准、狠地打击各种犯罪 ,把当前的“严打”斗争不断引向深入 ,每一个法律理论工作者和司法实践工作者都应该正确地理解、把握和适用自首这一法律规定。     

检警一体化与检察指导侦查机制比较研究

检警一体化是大陆法系国家一种比较成熟的刑事犯罪追诉模式 ,检察指导侦查则是我国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所积极探索与实践的一种刑事犯罪追诉创新机制。检警一体化机制与检察指导侦查机制的相同之处在于提高刑事司法效率、查清案件事相、预防侦查违法和防止诉讼偏差 ;不同之处在于产生的法律制度和理论背景不同、检察官的主导作用和对犯罪案件的决定权限不同、侦查主体的能动性发挥不同     

禁止酷刑的人权司法保护——论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

要从根本上清除刑讯逼供的行为,必须进一步加大司法改革的力度,确保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面遵守刑事诉讼过程的人权保护,依据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或刑罚的国际标准,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将我国刑事司法与诉讼程序步入国际人权司法保障体系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