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援助权的生成动力之研究——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条例》实施五周年

法律援助行为性质的演变及法律援助权的产生和发展有其历史背景、动因及条件，法定权利意义上的法律援助权的生成有其内在动力。法律援助制度是始终围绕诉讼活动而设计的，法律援助权是诉权的保障权。保障公民诉权得以完整行使的社会需求是法律援助权生成的深层次动力。法治社会应围绕保护公民诉权的充分行使来设计符合时代需求的法律援助制度。     

论中国宪法基本权利的发展

基本权利与宪法发展的关系是宪法学研究不能回避的重要问题,基本权利是宪法发展的基点,宪法的发展是对基本权利需求的反映,宪法的发展状况影响着基本权利的发展水平。随着我国公民社会的孕育、法治社会的推进以及人权理念的发展等情势的出现,基本权利与宪法发展具备有利时机。树立人权理念,加强人权的系统性立法和有效性保障是推进我国人权实现和宪法纵深发展的必然选择。     

浅谈侦查讯问程序中律师在场权

1996年的刑事诉讼法虽然在法律上规定了犯罪嫌疑人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但由于没有规定律师在场权,司法实践中律师在侦查阶段能发挥的作用仍然极为有限。律师在场权是遏制刑讯逼供等违法侦讯行为,实现律师有效辩护的切实可行之措施。本文在分析律师在场权的基本理论、我国律师在场权的缺失和原因以及我国确立律师在场权之必要性和可行性的基础上,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对律师在场权的规定,提出确立我国律师在场权的制度构想。     

关于侦查权控制方式的思考

各个国家对侦查权进行的控制方式大致包括司法授权、司法救济和权利制约等。在我国，对侦查杈缺乏有效的控制，主要的控权方式是侦查机关的内部控制和检察机关的外部制约，对权力的制约基本不具有效用。鉴于此，应完善我国的侦查权控制方式。司法授权目前不具可行性．理性的做法是，建立司法救济制度、完善内部控制、加强检察监督、赋予犯罪嫌疑人更多对抗侦查行为的权利。     

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之“暴力”反思

我国刑法无论在理论界还是实务界都倾向于把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中的暴力仅限于有形暴力，而将对于干涉婚姻自由所采用的威胁、恐吓等无形暴力排除在外。这无法回应当今人权至上、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时代主题。对使用威胁、恐吓等无形暴力干涉婚姻自由且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作入罪处理有着充分的法律和伦理依据，但同时也应当注意一些问题。     

英美票据法中融通票据制度初探

对融通人和融通票据关系的不同认知,影响对融通票据内涵和外延的理解。融通票据制度的核心是融通人的权利配置,包括融通人对被融通人的权利和融通人对持票人的抗辩权。融通人对被融通人的权利包括抗辩权和救济权,融通人对持票人的抗辩权包括派生抗辩权和自有抗辩权两类。融通人对于持票人则按照其签名的名义承担票据上的义务。     

论自然权利的刑法保护

环境的刑法保护是一种重要的环境保护方法，但环境刑法的架构极富变化，传统的刑法保护客体理论存在着明显的不足，我国刑法保护的客体应为公民环境权与自然权利的综合体，兼顾对人类环境权和自然本身的权利的保护，突出自然价值的独立性，以充分全面保护自然环境不受人类环境犯罪行为的侵害。     

反渎职侵权实务研讨

反渎职侵权工作是检察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渎职侵权案件的特点决定了反渎职侵权工作的复杂性.实践中,要善于主动发现犯罪,明晰侦查思路,选择恰当的突破口进行审讯.反渎职侵权工作应朝着侦查机制一体化、合力攻坚专案化等方向发展.     

农民权利特殊保护：理论依据及实践形态

农民权利理论是农民权利保护实践的基础,平等权的实现是农民权利保护的目标。农民平等权的享有、实现和保护现状为农民权利的特殊保护提供了理论依据。在实践中,农民权利的特殊保护体现在两个方面：在资源和利益分配的制度设计方面向农民倾斜,在农民权利的救济方面适当多投入立法和司法资源。从实践形态来看,包括政策倾斜和制定专门法律以及以保障人权为原则制约、监督公权力的行使三个方面。     

法人民事权利能力刍议

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问题在构建法人制度中具有基础性的意义。以法人民事权利能力的技术性本质和设计理由为基础进行分析,可以认为法人的民事权利制度与有限责任制度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并且法人的目的不应当构成对法人民事权利能力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