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税收国家建设

税收国家代表了现代社会最佳的社会治理模式和人类存在状态，也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必经阶段。建设税收国家对于建设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它能够确保国家职能的充分实现，能够维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能够为我国税收法治建设提供重要的基础。建设和谐社会中的税收国家需要从立法、执法和司法方面采取相应的对策。     

论警察权益及其保障机制的构建

警察权益是国家特别赋予作为公务员的警察所享有的权益。从词语结构上警察对权益进行限定,使警察权益有了具体指向并被赋予特定内涵。要切实保障公安民警的执法权益,应从法律保障、组织保障、制度保障、物质保障和社会保障等各方面着手构建和完善民警执法权益保障机制。     

论中西技侦措施法律规制的比较研究

在我国使用技术侦查手段是合理的,有立法的必要性。英国、美国、法国和日本的立法中就有许多关于技术侦查的规定。建国以来,我国也对技术侦查工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法律和法规,但都过于原则化不利于操作,因而,有必要借鉴国外的经验,在刑事诉讼法中对其加以规制。     

浅论刑事被害人的权利保障

刑事被害人没有上诉权、最后陈述权,刑事被害人委托诉讼代理人的权利没有得到充分保障;被害人诉讼代理人的阅卷权和对强制措施的异议权存在不完善之处。我们应通过修改法律,保障刑事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的上述权利。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应避免造成新的侵害,对程序被害人的重大损失应给予赔偿。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过程中,应允许被害人提出精神损害赔偿,并保障被害人得到充足的赔偿;在被害人无法从犯罪人处得到充分赔偿时,则应通过国家补偿制度防止被害人及其亲属因为犯罪行为而陷入生活的困顿。     

对“依法治警”之探讨

依法治警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行政法治原则在公安行政管理领域的具体体现 ,是指警察权必须由法律授权并依法律规定行使。警察权的性质是行政权 ,而非司法权。对警察权的控制 ,应在治安行政领域适当分解其行政职能 ,贯彻司法控制原则 ,并保证警察权的独立行使 ;在刑事侦查领域 ,实行检警一体化和司法控制     

关于农民工维权渠道的思考——由“刘双云纵火案”引发

本文以＂刘双云纵火案＂为切入点,分析了当前诸多如＂裸体讨薪＂、＂模仿新闻发布会讨薪＂甚至由讨薪未成而演变为暴力性犯罪事件背后隐藏的深层次问题。阐述了当前＂农民工维权难＂的现状,分析了＂农民工维权难＂的原因,提出了解决＂农民工维权难＂的对策,以期引起社会对农民工基本权利和生存状态的关注,避免农民工流血、流汗又流泪现象的发生。     

有关“国家主权”的法律思考

学界至今仍主要从＂权力＂角度来界定国家主权的概念,致使传统的国家主权理论出现瓶颈和困境,已无法满足国家实行对外全面交往的需要。一切事物的产生和发展必须有其＂章法＂,其在人类社会中则体现为法律,国家主权亦不例外。主权是国家在法律（包括国内法和国际法）的范围内,合法和合理地统治与管理国内外一切事务的权力,是权利和义务的对立统一体和平衡体。国家主权行为既是国家主权权力行为,同时也是国家主权权利行为和义务行为,而权力和义务是国家主权在法和法律关系中的本质体现。     

零工经济崛起与零工劳动者权益保护 ——来自美国《加州零工经济法》的启示

与传统的全职工作相比,零工工作具有灵活性强、限制少、效率高等特点,因而零工经济对于劳动者、企业、政府都具有积极意义。但是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是零工劳动者的身份界定问题,这关系到其合法权益的保障。2020年1月1日生效的美国《加州零工经济法》将过去用来区分零工劳动者究竟是雇员还是独立承揽人的Borello检验标准改为ABC检验标准。新标准的实施有利于认定零工劳动者为雇员,从而有效地保护了劳动者权益,对我国未来给予零工劳动者明确的法律保障具有较强的借鉴价值。     

解决医患矛盾的路径探析———以吉林省为视角简

自医疗改革以来,我国的医药卫生事业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同时也暴露了很多问题.近年来,由于医患纠纷而导致的极端暴力事件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医患矛盾问题凸现.本文立足于医疗改革的大背景对我国医患矛盾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据此提出解决的方案与建议.     

Los alcances del control judicial en la expropiación

The declaration of public use in takings is, in most constitutional systems, a guarantee every individual has against the power of the State to seize his or her property. The institute is of fundamental importance for the protection of (other) individual guarantees from the expropriatory power of the State. However, our Supreme Court’s traditional precedents do not allow its judicial control. This paper analyses what is public use and what is the reason for its importance. Then, it shows that the Supreme Court’s criteria have varied the matter, containing in its development an important exception and several ambivalences. Finally, it explains why it is more adequate to our constitutional principles, to the rights our Constitution grants and to the very nature of the institute of takings for the declaration of public use to be subject to judicial contr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