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约定价法律制度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于2007年3月16日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下简称《企业所得税法》）。《企业所得税法》引入了预约定价安排,国家税务总局于2009年1月8日制定了《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试行）》（国税发〔2009〕2号,以下简称《办法》）。其中,《办法》就预约定价作了专章规定。《企业所得税法》、《办法》虽然就预约定价作了规定,但仍然存在不少问题。鉴此,有必要从预约定价的概念、性质和作用入手,分析我国推行预约定价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从而完善我国的预约定价制度。     

我国生育证立法与执法的错位及其矫正

生育证制度是我国计划生育政策所孕育的一项管理公民生育行为的法律制度。当前，生育证的立法精神已由管制生育自由向服务生育自由转变，但其行政执法却仍然是以管制为核心的干预行政，由此导致生育证立法与执法之间形成一种错位。应以服务生育自由的立法精神来矫正错位，以给付行政理念来规范生育证制度，摆脱行政许可的固有思维，简化办理程序与加强制度创新，特别要注重丰富制度本身的公共服务内容。     

堕胎行为的刑法规制研究——以强制堕胎为视角

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于1978年开始实行,此后,我国人口形势经历了转变,即从高生育率到低生育率,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使得堕胎已经成为一个日益突出的社会问题。为了实现我国人权保护观念的提升,维护社会道德底线,立法部门应加快立法进程,遏制对胎儿的不法侵害。     

我国域名与姓名权纠纷解决机制的立法研究

我国关于个人域名注册的制度一直不是很明确，也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对于个人姓名注册域名而发生的纠纷以及重名对域名注册带来的冲击进行具体的规定和协调。因此，我国应当运行个人域名注册机制、制定相关的法律规范来保护个人注册域名的行为，建立适合我国域名发展的个人域名注册模式，在处理域名与姓名冲突时，用专门的法律规定来作为解决的依据，并建立域名与姓名权冲突的事先防预机制和制定资格要求争议解决政策。     

马克思利润平均化理论与我国经济结构调整

马克思的利润平均化理论揭示的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在不同产业或部门之间流动和重组的规律,对于认识当前我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重组有重要启示.我国当前正处在经济转轨时期,推动结构调整和产业重组的首要任务是培育和催化资本流动和重组的必要条件,突破制约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重组的体制性障碍.     

疑罪从无处理的程序法规制

疑罪从无处理程序的法治化,是贯彻疑罪从无原则的客观需要,又是提升疑罪案件从无处理过程及结果社会认同度与司法公信力的必然要求。为解决疑罪从无处理程序规范不足与司法实践随意性大等问题,应依法规制疑罪从无处理权,明确赋予侦查机关疑罪从无处理建议权,类型化配置存疑不起诉决定权,完善审判机关证据不足无罪判决权以及司法救济权;应依法规制证据不足的判断标准,重视证据不足判断标准的相对独立性,完善与细化现行证据不足的判断标准,强化证据不足无罪判决与存疑不起诉决定的说理制度;应依法规制疑罪从无处理过程,设立相对独立的疑罪处理程序,全面实现疑罪处理程序的多重功能。     

公司章程“排除”公司法:立法表达与司法检视

我国现行《公司法》中的"公司章程另有规定,从其规定"条款,消解了实践中公司章程"排除"公司法相应条款的合法性危机。然而遗憾的是,对于公司法中的"另有规定"条款之立法筹划与司法裁判问题学界少有系统性研究。从实现章程自治的制度初衷而言,未来公司法规则之修订应充分利用"假设交易"方法、"遵守反之则解释"方法与"单向缺省"方法重新塑构其中的缺省性规范,以进一步明确并扩展公司章程可"排除"的规则范围;同时,相关案件之司法裁判应抛弃公司合同主义的裁判路径和初始章程与后续章程二元界分的裁判标准,转而采用"目的性标准"与"公正度标准",以团体法标准从实质意义上判别公司章程"排除"公司法决议的效力属性。     

立法权的内在限制——一种法律和立法二元划分的进路

立法权的限制是宪政理论的一项重要内容。作为一项权力形态的立法权 ,其出现及其发展是有着深厚历史渊源的 ,因而 ,对“立法权”这个语词本身就应当作历史的考察 ,在厘清“立法权”这个语词本身蕴含的深厚意义的前提下 ,才能探讨“如何限制立法权”这个进一步的论题。从法律和立法二元划分的进路探讨立法权的限制 ,有利于厘清立法权限制的另一个维度 ,即内在限制的维度 ,在此基础上 ,另外一个重要问题是立法权内在限制和外在限制的结合。     

转型期建立我国政府微观规制的制度基础分析

政府微观规制总是建立在一定社会基础之上。文章从经济体制基础、法律体系和行政体制基础及社会文化基础等方面分析了转型时期建立我国政府微观规制的制度基础及存在的问题,并相信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政府微观规制的制度基础将越来越好。     

Parties, rules and government legislative control in Central Europe: The case of Poland

A distinguishing feature of Central European polities is a strong policy-shaping role of parliaments. This article demonstrates how party political and procedural factors set the scene for the executive's loss of legislative control in Poland. Parties undermine the governmental grip because of their limited internal cohesion and competitive coalitional strategies. Parliamentary rules reinforce such party effects. The executive can shield its bills from amendments by relying mainly on partisan controls, not formal privileges. But, as an analysis of over 300 bills shows, when party discipline and coalition cooperation are in short supply, partisan controls are ineffective as instruments of legislative contr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