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论适用死刑的犯罪主体应该有年龄上限——基于历史和刑法的视角

我国是严格限制死刑适用的国家之一。我国限制死刑适用的重要途径就是限制适用死刑的犯罪主体范围。我国刑法明确规定对犯罪时不满 18周岁的未成年人和审判时怀孕的妇女不得适用死刑。但是我国刑法理论界和实务界对于适用死刑的犯罪主体的年龄应否有一个合理的上限这一问题却较少涉及。我们将从历史和刑法这两个视角来对这一问题进行审视并认为我国刑法中应当合理设定适用死刑的犯罪主体的年龄上限 ,从而通过对适用死刑主体上的限制进一步限制死刑的适用。我们认为 ,这也是我国限制死刑适用比较理性的选择之一。     

举证时限制度的冷思考

在价值目标上,举证时限制度不仅偏离实体公正,而且不可能真正提高诉讼效率,同时也不能真正体现和实现程序正义。大陆法系国家几乎找不到类似中国举证时限的立法体例,英美法系国家有举证时限,但其是以陪审制和漫长、充分的证据开示为依托的,且设立举证时限、证据开示的真正目的不是在于提高效率,而是发现真实,破除“竞技论”的弊端。如果说我国的举证时限制度是属于外国制度的大胆引入,那么,忽视了其制度背景和功能实质的移植是难以达到立法目的的。     

论环境侵害诉讼的特点

随着环境侵害案件的不断增多 ,传统诉讼制度的问题和缺陷日益显露 ,深入研究该类案件的特点 ,将有利于法院正确解决纠纷 ,切实保护当事人的权利。文章对环境侵害诉讼中诉讼主体的确定、诉讼请求的根据与范围、证明规则以及诉讼时效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论公安行政复议决定书的制作及其相关问题

公安行政复议决定书是公安行政复议机关行使行政复议权的最重要的、有法律效力的文书.公安行政复议决定书必须依法制作,内容合法,格式规范;同时必须在法定的期限内作出,否则要负法律责任.     

关于我国紧急避险传统观点的反思

如果把紧急避险仅理解为对无辜第三人合法利益的损害，那么对危险来源于无责任能力人、而避险人又无法躲避只能对其打击时的情形，传统观点无法给予正当化评价。我们不应该把紧急避险保护与损害的合法利益仅局限于大小比较，也应关注等值利益互换存在的合理性。尽管紧急避险作为一种正当化事由，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是一种权利，否则将可能置无辜第三人的合法利益于危险境地。     

论权利与资源的关系

权利是个关系概念，具有相关性，如果在权利建设中，忽视了这种相关性，权利将是非常异质的，在此意义上，资源对权利构成了限度。作为权利与资源关系的逻辑推论，一个强力政府的存在是非常必要的，当然，此政府必须是法治政府。     

社会本位视野下的高度危险责任限额赔偿制度

《侵权责任法》明确了高度危险责任的限额赔偿制度,这是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高度危险责任由个人本位走向社会本位,是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衡量的结果,为实现其最佳结合,有必要引入高度危险损害赔偿责任的强制保险制度。     

论民事诉讼中的心证公开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初步确立了我国的心证公开制度,心证公开的程序价值表现为两个方面:一、心证公开是自由心证的客观化机制;二、心证公开是辩论主义的补充并与阐明制度、判决理由的论证制度相连接。《证据规定》规定的判决理由的论证制度,在内容上还存在不完善、不科学之处;《证据规定》确立的阐明制度尚不彻底。要实现心证公开制度的制度功能,必须进一步完善《证据规定》中判决理由的论证制度和阐明制度。     

生态文明是人类自我拯救的必由之路

生态危机是人类自己制造出来的,经济发展的"负外部性"使传统经济发展成为一种自我毁灭的癌模式。生态文明需要系统思维,需要超越传统发展观狭隘的思维模式,科技并不万能,生态文明不能完全依赖科技发展。地球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人类社会经济发展是有内在限度的。生态文明是人类别无选择的历史选择。人类未来可持续地生活应该是一种简约的生活。     

试论民事诉讼举证时限制度

关于提供证据的时限,我国民事诉讼一直实行证据随时提出主义。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条件下,经济领域的民事纠纷越来越多,与此相应地要求法院迅速及时地行使审判权,高效率解决争端,从而使设立举证时限制度也变得迫切、必要。并且,为使该制度能够在实践中得到有效运行,需要我们进一步促进观念环境的优化,确立起法律真实和程序公正的诉讼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