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社区矫正体制的中间制裁制度

美国社区矫正体制的中间制裁制度始兴于20世纪80年代,是一种惩罚程度介于监狱监禁和传统的缓刑、假释之间的社区化行刑方式。作为社区矫正罪犯数量增加和社区公共安全保障的妥协产物,具有一定惩罚性的中间制裁主要包括严密的缓刑和假释监督、住宅禁闭与电子监控、军训式矫正中心、日报告中心、返回社区训练所、日罚金和社区服务等类型,以分层控制体系实现保障社区安全和改造罪犯的双重目的。各种制裁措施的适用依据是罪犯的罪行严重程度、矫治和服务需要。中间制裁的应用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引发了一些问题。     

社会管理创新与社区青年工作发展路径探析——以广州市兴华街兴青年项目为例

青年是社会管理创新的参与者和受益者,创新社会管理格局应重视青年工作,调动一切有利于青年发展、社会和谐的积极因素。基层社区经过一年多的实践,探索以下三条路径引导青年参与和服务社会:有效配置资源、实现资源整合、聚焦青年发展;党建创新、多方合力、青年服务项目成果初现;青年微组织带动、多元主体共建共享、创新社会服务模式。借此努力形成社区关爱青年,青年服务社会格局。     

对贵州民族识别工作的探析与思考

中国自19世纪50年代开展民族识别工作以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果。但就身处于西南边陲的贵州省而言,虽然也在民族识别工作的进程中努力探索并奋斗了60多年,但仍旧有数十万人的未识别民族存在,这既有历史的客观原因,也有主观认识上存在的问题。因此,对贵州民族识别工作的探析与思考就显得尤为重要。     

家庭主要照顾者与我国老年人对社区服务需求的研究

通过分析2010年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追踪调查的数据,本文探讨了家庭主要照顾者对我国城乡老年人社区服务需求的影响。主要照顾者被分为五类,即配偶、儿子、女儿、儿媳和其他人。配偶和儿子在我国城乡老年人照顾者中所占的比例最高;儿媳在农村老年人主要照顾者中占的比例较高。对各种社区服务有需求的农村老人的比例高于城市老人;城乡老年人对上门看病和上门护理服务需求最高。回归结果表明,被配偶和女儿照顾的城市老人对社区服务有需求的可能性较小;被女儿照顾的农村老人对社区服务有需求的可能性较低。这说明被不同照顾者照料的老年人对社区服务的需求有显著差异;被儿子、儿媳和其他人照料的老年人很可能是今后我国老年社区服务的主要对象。     

高职院校社区管理与服务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探究--以安徽警官职业学院社区管理与服务专业为例

社区管理与服务专业是在我国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应运而生的社科类专业。既要了解创新高职院校社区管理与服务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必要性,还要就该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现状和创新思路进行分析和探索,进而找出一条适合社会发展需求和体现学院专业建设特色的人才培养之路。     

从判决书看缓刑的适用

刑事司法政策、缓刑制度功能、刑法条文规定、犯罪案件类型及被告人自身情况等都是影响缓刑适用的因素。从判决书反映的情况来看,不管是基层法院还是中级法院,故意伤害案件和交通肇事案件缓刑适用率都相对较高,财产类犯罪案件则较少适用。在实践中,缓刑的适用主要存在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把握不准,缓刑监督考察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可以考虑从这两方面入手完善我国的缓刑制度。     

强制性戒毒措施的实施现状及其改革

《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废除了传统的强制戒毒和劳教戒毒，重新确立了由强制隔离戒毒、社区戒毒和社区康复等三种新的戒毒措施构成的强制性戒毒体系。该法近五年的运作实践表明，这三种戒毒措施的实施效果违背了立法者的初衷，“宜粗不宜细”的立法模式所造成的弊端也逐渐开始显现。我国应该明确“社区为主、隔离为辅”的强制性戒毒措施体系，同时对强制隔离戒毒和社区戒毒进行制度性完善。     

清代民族边缘地区宗族组织的形成与乡村社会转型——以鄂西南土家族为中心的考察

以鄂西南土家族社区为例考察民族边缘地区的宗族组织,清代中后期,宗族组织在土著大族的基础上正式形成,并呈现出与汉族社会趋同的特征,在乡村社会中发挥着基层控制的作用,体现了民族边缘地区乡村社会转型的进程。     

少数民族农村社区文化生活与精神文明建设 --以云南罗平多依村布依族调查为例

通过对云南罗平县多依村布依族的调查发现,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社区文化对区域人群的影响作用和协调功能日益凸现,然而,受到经济发展相对滞后、教育水平偏低、信息渠道单一等因素制约,目前的农村社区文化不能适应村民不断提高的精神文化需求.鉴于此,建议在发展农村经济的基础上,强化基层组织的引导职责,以传统的农村家庭功能单位为依托,努力探索有地区特色的社区文化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