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销诉讼及其判决的效力

抵销诉讼是两大法系国家的制度化选择。实践的迫切需求和制度空位的巨大断裂使得我国建立抵销诉讼制度成为必要。以实然的诉讼制度为基点,考量两种模式的抵销诉讼的优劣,反诉模式的抵销诉讼成为我国制度建构的理性选择。这种抵销诉讼模式的建立也提供了既判力正当化的制度根据。     

公共行政组织建构的合法化进路

对待现代国家公共行政组织建构的合法化问题,有一种形式法治主义的主张,即通过民主代议机关的合法化模式。这种模式在方法论上有单一原因论、理想的形式规范主义和绝对的建构理性主义之倾向,它在解决当下中国行政组织无序的诸多问题方面力有未逮。而在实践中,另外一种可以称为开放反思的合法化模式的进路,以其多向原因论、经验的实质规范主义和复合理性主义之方法论倾向,在相当程度上发挥着重要功能。它并非彻底否定民主代议模式,而是传统主张之外的一条比较贴近中国现实的合法化进路。     

关于大港油田培育劳模文化情况的调研报告

大港油田公司长期以来在培育劳模文化方面，采取了以下行之有效的做法：一是用搭台子、选苗子、讲法子的方式，精心建立劳模培养机制；二是充分挖掘劳模精神财富；三是努力放大劳模辐射效应。今后应再加大劳模宣传力度，健全劳模监督考评机制，进一步强化劳模作用的发挥。     

论经济交往“和谐”范式的建构

和谐文化建构性不仅在于理论的突破，更为人们架构了新的生活范式，成为人们适应新的生存环境的指针和原则。更具体地说，现代生活是以经济交往为主干的一种文明和品质，尤其是当市场经济成为人们一种相对独立的私人空间和领域，其价值体系和原则的建构，成为建立健全市场经济生存空间和领域的主体内涵。和谐文化则为市场经济空间和领域提供了先进的价值理念和范式，成为引领人们经济交往的不可或缺的文化范导。     

基金会治理的法律道路——《基金会管理条例》为何遭遇“零适用”？

通过选择财产权构造、绩效观察度、资源依赖度和公共关联度来建立基金会治理机制的分析框架,并就相关要素如何影响法律规范的配置进行了研究。对全国性基金会年报资料的研究表明,中国基金会与政府的＂非对称依赖关系＂正在被打破,政府同时是社会慈善市场的推动者、监管者和垄断者,由此需要导入司法审查,建立多中心主义的法律治理模式。首先,未来的中国民法典需要借助＂转介条款＂实现公法规范与私法规范的对接;其次,强制性和禁止性规范的配置要以保护公众知情权为中心;最后,配置诱致性规范以激励基金会主动接受外部监督。     

联合国《竞争法示范法》述评

《竞争法示范法》是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下属的政府间竞争法与竞争政策专家组研究国际竞争法的最主要的成果，它及时因应了国际竞争法的发展趋势和要求，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和前瞻性，为促进发展中国家立法、协调各国竞争立法进行了有益尝试。     

我国公司治理模式的选择——以股东中心主义为目标

对实践中的英美公司治理模式和德日公司治理模式进行详尽的对比,指出它们的理论基础分别是股东中心主义和利益相关者利益平衡主义,有其各自的经济、文化背景;对照我国新兴加转型的社会现实,主张我国公司治理应以股东中心主义为理论基础,并以此对新公司法的创新与不足进行评议。     

台湾经济波动的实际冲击效应——基于封闭和开放实际经济周期模型的比较分析

本文分别建立了一个封闭实际经济周期（RBC）模型和一个小型开放RBC模型来模拟台湾经济周期波动,并在模型参数校准的基础上分析和比较两种模型对台湾经济波动典型化事实的模拟能力,以及小型开放RBC模型中主要宏观经济变量对台湾经济的冲击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小型开放模型对台湾经济波动的模拟能力较封闭模型有较大程度的提高。同时,小型开放RBC模型的动态响应函数表明技术和对外贸易冲击是造成台湾经济波动的重要因素。     

再论“一国两制”是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最佳模式

作为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最佳模式,＂一国两制＂在台湾的接受程度遭遇瓶颈。本文正视现实,探讨了两岸政治定位、互动框架和实践模式等基础问题,在理论上借鉴＂协合式民主＂精神,立足于两岸关系实际,对＂一国两制＂台湾模式加以深化和拓展。维护＂一个中国＂的统一性,保持台湾在单纯内部事务上具有独占性权利或完全自主权,在两岸事务上台湾得适用否决性权利,在一般性的国家事务上台湾享有比例性权利;通过协合式民主的治理方式,促进两岸间异质性民主的正常运转,实现和维护两岸权力分享、国家权威的统一与稳定。     

农场型监狱安全生产文化的解读与建构

农场型监狱作为监狱的一个独特类型，对其安全生产文化（以下简称“安全文化”）建设进行研究和探索，可以提高其品质格调，促进其可持续发展。从当前来看，农场型监狱安全文化包括物态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伦理观念四个部分，且在动态发展中构成了一个内在循环系统。农场型监狱的“复合”性决定了其安全文化的滞后性、从属性、脆弱性和艰巨性。基于此，农场型安全文化塑造与建构必须从加强伦理观念培育、硬件配备、制度体系建设、安全治理四个方面着手，以提高安全文化的软实力、硬实力、保障力和执行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