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共行政人员角色变迁看行政伦理

在转型期 ,公共行政人员的道德缺失显得不可避免 ,尽管有各种解决方案 ,但行政伦理仍然不可或缺。但对“公仆”的传统定位无助于形成合理的对行政伦理的理解。引入当前政府治道变革中的“顾客导向”使得公仆的定位回归到应有的位置 ,在这个维度行政伦理同样重要 ,且有助于实现公众期望与公共行政人员行为的契合。在此基础上 ,行政伦理制度化刻不容缓     

“罪与罚”主题价值内涵的变迁

“罪与罚”是欧洲学史的一个重要母题,作为欧洲学两大源头的希腊学和希伯莱学在表现这个母题时体现出鲜明的化差异性：希腊学中我们看到的是对“我在”的求证,而在希望伯莱学中我们看到的是对“他在”的求证。中世纪“罪与罚”作为一种宗教理念对人的思想和行为产生深刻的影响,理性的、有节制的生活成为人们的一种自觉选择。陀斯妥也夫斯基则通过对罪的虚化、弱化,强调对罚的自觉担当,强调人面对不合理的外部世界的一种自主选择。至此,罪与罚主题完成了一个循环,由哲学命题回归为哲学命题。     

自律：新时期推进我国廉政建设的必然视角

离开了公共权力主体的运用和操作,公共权力便不会发挥任何作用,再完善的体制也实现不了。在新时期我国廉政建设的推进过程中,公共权力主体的自律能力提升就显得尤为迫切。我们从公职人员自律的角度出发,认为实现自律具有可行性,并可以通过主体积极主动以及他律两种方式来实现自律。     

构建新时期德育内容体系的依据及其原则

德育内容体系在制定过程中必须遵循六个基本原则:坚持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首位的原则、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原则、适合当代师范生思想状况和特点的原则、满足不同层次要求的原则、立足于优秀传统文化的原则和体现与时俱进的原则等。     

论德育的社会激励机制

构建完善的德育社会激励机制是有效开展和正确实施德育的必然要求。受社会激励机制内容不完善、激励目标片面、社会舆论正面教育与反面批判结合力度不够和我国现实情况的制约,目前的德育实践中出现了“形神分离”、投入产出非均衡发展等现实困境。因此,迫切需要对德育的社会激励机制进行内容完善、模式创新和环境优化。     

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道德体系

市场经济与道德存在着矛盾与对立,但二者之间也存在彼此容纳、彼此依赖、彼此统一的属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要建立相应的法律体系,而且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思想道德体系。     

论政府官员的道德自律

在社会转型时期．官员的道德自律是落实以德治国方略的关键所在。官员的道德自律主要体现在党性自律、敬业自律、行为自律和清廉自律等方面．目的在于行政行为的公正性和自觉性，从而提高行政水平和行政质量、官员的道德自律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不可缺少的保证，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兴旺发达、事业成败的大问题。     

我国网络文明建设面临的挑战及对策

计算机互联网的延生,改变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也在思想文化领域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同时,信息网络的发展,也带来了一些网络社会问题,使网络文明面临严峻的挑战。因此,规范网民文明上网,增强网民的网络道德意识,建设网络文明,理应成为我国公民道德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     

伦理实体:道德教化的社会环境支持

人们在讨论道德教化问题时,一般都认为只要制定一套合理的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教育人们遵守执行,就能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平。而实际上,道德教化是人的内在心灵的整体生长,所以需要社会的伦理环境的支持、营养。因此使人们的生活共同体成为伦理实体,对道德教化来说是绝对必需的。     

The role of moral disengagement in the execution process

The present study tested the proposition that disengagement of moral self-sanctions enables prison personnel to carry out the death penalty. Three subgroups of personnel in penitentiaries located in three Southern states were assessed in terms of eight mechanisms of moral disengagement. The personnel included the execution teams that carry out the executions; the support teams that provide solace and emotional support to the families of the victims and the condemned inmate; and prison guards who have no involvement in the execution process. The executioners exhibited the highest level of moral, social, and economic justifications, disavowal of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and dehumanization. The support teams that provide the more humane services disavowed moral disengagement, as did the noninvolved guards but to a lesser degree than the support tea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