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政哲学的学术解析

当代中国家政学的研究,是对传统儒家家庭思想中的思维原则及方法的认识与反思,是对传统儒家家庭思想向现代家庭思想转变中出现的问题之哲学层面的认识与反思。     

关于犯罪经济学理性选择理论的一些探讨

犯罪经济学是一门新兴而潜力无限的犯罪学学科,其中的理性选择理论对于犯罪原因的解释虽不适用于任何犯罪行为,但对这一理论的研究还有更多值得去深入思考和探索的地方,而且也需要这样做。     

犯罪经济学视野中的命案侦破

命案的边际社会成本明显高于其他案件,其数量应控制在比其他案件更低的水平。降低命案发案率有两条途径:一是加大惩罚力度,二是加大作案者被逮捕与定罪的概率。但命案自身的特性决定了后者的效果优于前者。犯罪经济学分析表明,在一定的约束边界内“,命案必破”是必然和正确的选择。     

经济学研究应该有哲学家的头脑--学习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杂记

毛泽东主张,经济学研究应该有哲学家的头脑,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来指导研究工作。经济学必须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全面地研究生产关系,既研究组织经济关系,又研究社会经济关系。经济学的任务应该是透过表面现象来研究和揭示人们的经济关系。研究必须坚持一般规律与具体特点相结合这一方法论原则,既坚持一般原理,又研究其具体实现形式,两者不能偏废,更不能对立起来。毛泽东关于保守与变革关系的论述,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充满了辩证法,对社会主义的改革富有启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阶级性与科学性统一的科学,我们研究任何一个经济问题,始终不能忘记“为了谁”这个根本问题。     

论网络经济及其对传统经济的影响

网络经济的形成及发展是以网络产业的兴起和发展为标志的,而网络产业的兴起和发展是信息产业和互联网发展的必然结果。网络经济正对传统的经济理论、经济体制、经济政策、经济结构、经济全球化、全球资源分配等一系列问题产生重大而深刻的影响,对此,我们必须给予充分重视。     

以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看政府改革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对行政体制改革提出了迫切要求。然而,行政体制改革的阻力和难度之大往往令人难以理解而感到失望。如果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来分析,可以看出,国家也是一个组织或一种制度安排。国家有其自己的利益和目标,与社会的要求并不完全一致。国家也存在“内部人控制”的问题。在“内部人主导型”的改革中,国家会利用所掌握的权力维护自身的利益,抵制改革,成为制度变迁过程中的障碍。这是任何政府改革都存在的问题。     

试论犯罪经济学的原理

犯罪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犯罪经济学所阐述的各种具体理论、观点的出发点,是统帅犯罪经济学各种具体理论、观点全局的基本理论。其核心是探讨如何解决和处理由资源的稀缺性同人类欲望的无限性这对矛盾引起的犯罪等非法活动问题。其构成要素主要有效用最大化、具有不同效率和协调作用的市场及市场主体稳定的偏好。犯罪经济学主要应用的理论有理性选择理论、成本和收益理论、惩罚成本和惩罚机率理论、边际效用理论等。犯罪经济学的理论价值在于:它的产生推动了犯罪学的深入发展,表明了经济学家也可以涉足犯罪研究领域,人类在同犯罪作斗争时也应讲求经济效益,等等。     

法律的经济分析中使用经济学概念、范畴时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在我国法律经济分析的一些论著中,在使用经济学概念和范畴时存在对经济学概念的非规范化使用和错误使用的情况;另外,还存在对经济学理论的片面或断章取义式的理解。要克服这些弊端,就要从有代表性的经济学教材着手,掌握经济学的最基本知识。     

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与经济学

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是本文的中心议题。文章认为,中国经济学是反映中国经济建设和经济改革实践并为之服务的知识体系,既要开展“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又要开展“国民财富的增长和办法的研究”;所以,历史上的这两项研究成果,中国经济学都必须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任务的特殊性,决定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既不能定位于生产关系,又不能定位于生产力,应当定位于市场的活动主体:研究对象是家庭、企业的生产和交换活动过程及其条件;研究对象的综合性,又要求研究方法的多样性。中国经济学要想不辱使命,必须从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的立场上出发,因为这既是经济科学的优良传统,又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着力点。     

The sociology of the sociology of law: A view from economics

The sociology of law appears to be a weak field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comparison to other indisciplinary fields of legal study, notably economic analysis of law. Although American legal sociologists have done important empirical work, particularly on the litigation process and on the legal profession, the focus of American sociology of law has been narrow, theoretically limited, and, empirically, limited in both scope and method. These deficiencies may reflect the methodological limitations of Max Weber, the most influential figure in the history of sociology in general and sociology of law in particular. The failure of legal sociologists to borrow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tools from sociologically minded economists such as Gary Becker is especially regrettable, and may be due to inaccurate perceptions of the political valence of economic analysis of law, sociology's traditional skepticism about the knowledge claims of other disciplines, professional envy, and misunderstanding of the economists' conception of rational cho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