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防性行政协调的法治建构

相较于现有的行政诉讼调解、协调的理论与实践,预防性行政协调在合法性与正当性方面有所突破,强调在行政争议尚未诉至法院之前,通过司法权的主导,积极探索新的途径,提前介入到行政决策或者协商过程中,针对行政过程的预期侵害作出风险评估,及时发出预警,或者针对行政过程的合理性问题提出协调方案,有效预防社会矛盾的激化,并为不断完善社会管理模式提供新的视角与进路。     

关于完善中国—东盟争端解决机制的立法思考

构建中国—东盟争端解决机制,对于加强东盟各国的贸易关系有重要意义。《中国—东盟争端解决机制协定》的签署,使解决贸易争端有了法律依据,但该协定在运用时尚存在诸多不足,需要进一步完善。为此,应当从立法上扩大主体的范围,建立一份专家名单,设立常设仲裁庭,增设仲裁裁决的复核程序,建立"跟随执行监督制度",增设贸易和投资纠纷预防机制,建立中国—东盟投资争端解决机制。     

中国劳动监察的困境与挑战——以劳动行政部门的屡屡败诉为例

最近,有些地方的审判部门出现了较多以劳动监察不作为提起行政诉讼的案件,且劳动部门败诉比例比较高。劳动监察是国家行政部门保障劳动法执行的行政手段,而目前劳动监察部门是该管的没有管好,又介入了劳动关系当事人,本应通过调解或者仲裁途径解决的劳动争议。现行法律上设置的可以通过劳动监察处理劳动争议以及劳动争议处理机制本身存在的缺陷、途径不畅是劳动部门败诉的深层次的因素。《劳动合同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不但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仍然沿用设置两种途径的模式解决劳动争议,中国的劳动监察部门可能将面临更多的败诉和困境。     

谈谈医疗纠纷案件的举证责任——王连玉等诉太原市某医院医疗纠纷案

医疗行业属高风险行业，近年来随着人们维权意识的不断增强，医事纠纷呈逐年上升趋势，已经演化成为社会的热点问题之一。由于医患双方在医学知识掌握上的不平衡，造成了医疗纠纷处理过程中患方举证困难。2002年4月1日起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证据规定》第4条第8项明确规定“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即采取过错推定原则，成为医疗赔偿纠纷案件举证责任的一大进步。本文以一起医疗纠纷侵权诉讼为例，深刻剖析了医疗纠纷处理过程中的民事证明责任适用问题。     

外嫁女土地承包经营权维权难之成因及完善措施

外嫁女是指因婚姻的原因而离开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妇女.妇女因出嫁而失去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情况比较严重,其原因有多种,但最主要的原因是立法上的缺失及可操作性差从根本上解决此问题的关键是从立法上去完善,赋予外嫁女相关权利及提供有效可行的救济措施.     

Twenty-Five Years Ago and Twenty-Five Years from Now: The Future of Public Dispute Resolution

Over the past twenty-five years, public dispute resolution has emerged as an important area of practice — linked, in part, to ongoing efforts to promote deliberative democracy. As the field has evolved, however, the market for public dispute mediators has shifted. It is already possible to glimpse the further shifts and the new intellectual challenges likely to face the public dispute resolution field over the next twenty-five years.     

能动司法背景下家事调解机制必要性研究

在一个利益多元、价值多元的时代,家事纠纷的解决机制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在这些机制中,家事调解既符合世界发展的趋势,又有深厚的本土基础。能动司法揭示了社会主义司法理念的本质特征,这也为中国特色家事调解机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清末民初民间订婚婚书习惯研究--基于东北地区与直隶省的比较

民间订婚婚书不同于官方婚书，在清代被称为“私约”。清末民初，民间往往不遵循官婚书，甚至将官婚书与私约相混淆，将清代律例规定的“务要两家明白通知”的关于身体、身份内容的官婚书，逐渐演变成不同地区、不同形式、内容各异的订婚婚书。这种以凭媒妁、交割财礼为主要内容的订婚婚书，在民间百姓眼中被视为婚姻成立的必要条件。媒证与婚书是双方发生纠纷，裁断财礼的退与还的主要证据。司法机关认定订婚婚书具有法律效力。对这一时期的订婚婚书深入研究，对当今订婚财礼纠纷返还机制的建立有启示意义。     

国际法院解决领土争端中的关键日期问题——中日钓鱼岛列屿争端关键日期确定的考察

国际法院在解决领土争端的实践中,基于国家主权平等的要求,坚持当事方提供证据自由原则。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其不加甄别地采纳所有的证据。鉴于领土争端案件的复杂性和重要性,国际法院针对个案特殊情况,对证据可采性隐含适用了一些限制条件。关键日期一般决定着证据的可采性。对于在关键日期之后当事方的行为,国际法院通常不予考虑,除非该行为是先前行为的正常继续。而且,国际法院强调,在关键日期之后的当事方提供的利己证据,同样不具有可采性,并不存在分量大小的问题。关键日期证据排除规则对于解决钓鱼岛列屿争端具有重要意义。在关键日期之后,日本为了巩固对我国钓鱼岛列屿主权要求而采取的利己措施或试图取得有效统治之证据不具有可采性。     

社区调解中的合作主义——基于西南某市调研的分析

转型期的社区纠纷以内生型纠纷为主,外生型纠纷则与经济发达程度、城市化程度呈正比,二者均属于"可控型纠纷"。作为内生型纠纷解决机制,社区调解体现出了纠纷解决合作主义,涉及"政府/社区"与"调解者/当事人"两个维度。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社区调解合作主义的发展向度是:纠纷解决机制应以力量整合的面目出现,强调不同调解力量的合作;政府力量与社区调解力量合作的结果在于实现一种强制性平衡与整合性均衡,通过政府主导下的基层政府与社区力量之合作实现基层社会的有序与协调;政府力量的选择性介入须严格限制,且把握好介入的适当性,以确保社区/民众的纠纷解决自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