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1965年中国对印尼的援助

1958 -1965年中国对印度尼西亚的援助情况同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进程并不完全同步.特别是在1960 - 1963年两国关系稳步恢复和发展的阶段,中国在援助印尼的态度上呈现出较为谨慎保守的特点.至1964 -1965年,中国的态度才转为积极主动,加大援助印尼的力度并加快援助进度.这一变化除了受冷战国际格局以及两国国内政治经济等情况的影响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自身的革命外交理念.正是基于对世界革命的战略解读与坚定信仰,中国在援助印尼的外交决策中才将“革命”作为首要的评判标准,从而出现这种不同步的情况.     

从"非洲兄弟抬我们"到"仿佛非盟会议搬到中国"——党的和平外交方略及其在对非洲关系中的实践

和平外交是我党长期坚持奉行的外交方略。我国通过实施和平外交政策,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了长期的良好的国际环境,在党的和平外交方略指引下,团结和支持非洲国家,推动南南合作,是我国外交的重要战略。50年来中非人民紧密团结,中非友好不断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取得了丰硕成果。中非关系发展的新实践表明,我国将坚定不移地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继续奉行和平外交方略。     

高校平安校园建设的对策与思考

本文着重分析了平安校园建设面临的问题，结合高校实际从加强队伍的建设，创新学校管理机制，理顺学校与周边的关系，健全安全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长效机制，树立诚信品质，创建科学预案制度，建立科技安全防范系统等方面提出了确保校园的平安与稳定的对策。     

中国外交学研究方法探讨

邓小平理论、邓小平外交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中国外交学科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南,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外交学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代表先进文化是中国外交学科发展的方向。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外交学研究的核心方法,可以归纳为五个方面的内容。历史发展新时期的中国外交实践为中国外交学研究提供了切实可行的理论指导和依据。     

新中国为和平共处概念的原则化理念化作出重大贡献--纪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诞生50周年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由中国提出,经中国、印度、缅甸三国向国际社会倡议,至今已半个世纪。它已经成为国际关系普遍准则。作为原则和理念,它是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反对侵略战争的强大思想武器。中国在对外关系和国际事务的实践中恪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对其内涵的发展作出了贡献。现在,许多同类思想、原则是它的引伸和发展,许多新的和平政策的倡议是在它的基础上扩展而成。在后冷战的现时代,继续高举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旗帜仍有极大的必要性。     

中国外交的三维发展

中国外交近年来的发展变化呈现三维的特点:在空间上从总体外交向立体外交发展,公共外交日益突出;在平面上务实地确立对外关系中重点、基础和首要的格局;在时间上与时俱进,适应形势的变化,有了一些新的发展。但是从时间维度看,一些外交行为和公众观念仍然受到某些旧政策惯性的影响,摆脱其影响,才能更好地与时俱进。     

中国外交思想的又一次历史性飞跃--再学邓小平外交思想

邓小平外交思想博大精深,常学常新。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之际,重温邓小平外交思想,又有新的体会。邓小平关于当今时代特征、关于国家利益是第一位的、关于大国关系中寻找共同利益的汇合点等战略思想忠实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外交思想的又一次历史性飞跃。     

论"外交"新定义的理论特色--对《世界外交大辞典》"外交"条目的评介

《世界外交大辞典》“外交”条目提供了外交新定义,是在外交学中国化方面所作的尝试。新定义有如下理论特色:1.以中国的立场和观点来研究和表述一般外交学的普遍学理;2.突出主权和外交的关系;3.把“维护本国利益”和“实现对外政策”并列为外交的两大使命;4.把外交采用的方式限定为和平方式;5.兼容“狭义”和“广义”两种含义下的外交;此外还列举了不同含义外交所具有的共同特性。     

外交调研成果评估初探

以探讨如何评价外交调研报告成果为核心,从“写法上的衡量”、“工作需要上的衡量”、“内容上的衡量”3个评估外交调研报告的视角,大量地涉及到了如何搞好外交调研、写好外交调研报告等外交工作的业务问题。     

Sub-State Diplomacy in Malfunctioning States: The Case of the Republika Srpska,Bosnia and Herzegovina

Diplomacy is no longer the preserve of the state. It is increasingly used by sub-state actors to contest state-level authority. In malfunctioning states like Bosnia and Herzegovina, where lengthy state-building efforts have not alleviated the risk of instability, this possibility is a cause for concern. This article builds on paradiplomatic and state-building studies to examine specific aspects of the Republika Srpska's (RS) bid for diplomatic actorness. Based on the content analysis of official documents and interviews, it assesses the level of diplomatic actorness of the RS in four dimensions (legal authority, external presence, internal presence, autonomy) and examines whether this has grown in collaboration or competition with state-level diplomacy. The article show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S's paradiplomatic activities is driven by ethno-political competition, facilitated by state and sub-state actors’ mutual disregard, and that it both echoes and amplifies the systemic malfunctioning of Bosnia and Herzegov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