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新经济”时期的人力资源问题

“新经济”体现了人力资本的主导地位,其发展的速度加快,新的方式方法和新的理念不断涌现,深刻改变传统企业的内涵、管理模式、竞争行为。人才是企业创造价值的核心,人力资源的竞争成为企业竞争的关键资源,“新经济”加剧了对人力资源的争夺。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才问题,我们在人才观上有许多误区需要打破,树立对人才的认识、培养、使用和激励的全新的人才观,是建立有利于人才脱颖而出的人力资源管理体制的前提。     

浅析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后的法律地位

公司在注销其法人格之前必须进行清算,以了结公司存续期间的法律关系。公司被吊销营业执照只是导致其强制解散,使公司由业务经营转为清算。在公司办理注销登记之前,其人格依然存续,并以其名义参与诉讼。承认公司清算中法人格符合股东有限责任和公司财产独立的公司法理论,有利于维护公司、有限公司债权人和股东各自的利益。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重在实施

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全社会的共同使命.目前学校教育的德智失衡、家庭的片面"望子成龙"、文化市场的审美错位、网络环境的缺乏监管,是影响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主要障碍因素.基于此,在实施思想道德建设原则之时要加强针对性,注重实施的实效.     

反思与重构：从取保候审到保释制度

为了减少羁押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身自由权的侵害,现代法治国家一般都建立了完善的保释制度。与国外的保释制度相比,我国的取保候审制度的性质更多的是一种“权力制度”,而保释制度的性质是一种“权利制度”。通过对我国取保候审制度的分析,不难发现无论是在理论上、立法上还是实践上,取保候审制度都存在着较大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已经不是对取保候审制度进行简单的修补就能解决的,只有通过改造现有的取保候审制度,结合国外成熟的经验,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保释制度才能予以解决。     

可预见性之判断标准的具体化——《合同法》第113条第1款但书之解释路径

可预见性规则在契约法中担当着法律上因果关系的角色,规则于解释论上的妥适展开,取决于价值基础的厘清及技术工具的合理选择.可预见规则背后具有复杂的价值构成,其中分量最重的两项是私的自治的尊重和给付均衡的维持.技术上可采理性人标准来判断损失是否可以预见,标准的具体化系在价值指引下结合个案情境确定理性人能力和知识状况,可预见程度在标准适用中可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通货膨胀形成过程中的硬核研究

通货膨胀是一国经济增长过程的痼疾,每当通货膨胀发生时,一国政府会采取各种各样的措施加以治理,但往往收效甚微,这就迫使我们更深入地思考其形成原因及相应的治理措施。我们发现,除现代经济学中所论述的通货膨胀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个没有被提及的原因,这就是人类的欲望。欲望不但是通货膨胀的原因,而且是重要原因。由于欲望的特性,由此引起的通货膨胀也具有其自身的特点,其治理措施也应有别于其他原因引起的通货膨胀。     

论我国公司治理的规范与发展——以"一人公司"制度为背景分析

我国新《公司法》针对我国公司实践中出现的问题,采纳了国内理论研究新成果,借鉴了国外成功的立法经验,在诸多方面体现了现代公司治理理念.其中一人公司法律地位的确立,则彰显了这一理念.一人公司作为一种新型的公司形态,一方面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另一方面是对传统公司理念的极大挑战.因此,探索一人公司的理论根源,深入分析一人公司的法律本质及价值取向,促使该制度在我国当前国情下正常运行,还应进一步加强对一人公司的立法规制,不断规范和完善我国公司法律制度.     

论对内幕交易行为的法律规制

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 ,完善的信息披露制度 ,以及有力的证券监管机制 ,是规制内幕交易的法制环境。纵观各国证券立法 ,均采取各种法律手段进行预防与控制 ,其中一些成熟的制度 ,对我国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单位共同犯罪若干问题探讨

目前,刑法学界对单位犯罪的概念、构成条件、处罚等问题皆作了较为深入、成熟的探讨,但对单位共同犯罪问题尚缺乏深入的分析,本文对单位参与犯罪能否构成共同犯罪、单位共同犯罪的特征以及单位共同犯罪司法认定中的若干重点、疑难问题作了详细的分析.     

未成年人不能适用无期徒刑的误区——以刑法第49条和第17条第3款的关系为中心

未成年人能否适用无期徒刑,理论上的观点是否定说。其理由是刑法第49条规定,未成年人不得适用死刑,其法定最高刑就是无期徒刑;根据刑法第17条第2款,无论从轻或者减轻处罚,都不能适用无期徒刑。司法实践一直都肯定未成年人可以适用无期徒刑,但缺乏正确的理由支持。否定说的错误在于混淆了法定刑和宣告刑的界限,未成年人不得适用死刑,其含义是宣告刑而不是法定刑。决定未成年人的责任时,首先应引用刑法第17条第3款,根据其法定刑,最高可以是死刑,如果不需要判处死刑,就是遵守了刑法第49条的原则。虽然大多数情况下,引用刑法第17条第3款就足够了,但是,在绝对确定的死刑以及情节冲突的情况下,必须引用刑法第49条才能解决问题。由于刑法第49条是个原则性的规定,必须修正才能更好地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