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人与道德人的整合

社会主义理想化模式试图通过否定传统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人” ,塑造理想的道德人 ,其结果造成对社会主义本质认识的误区和对人的自主性的束缚。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激发了“经济人”的主体活力 ,却又在许多方面造成道德价值观的失落与困惑。经济人与道德人的整合是这一发展过程的否定之否定阶段 ,其目标在于实现马克思所说的“全面发展的人”。     

自然人破产能力研究

自然人破产能力是我国当前破产法理论和破产立法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本文在分析自然人破产能力的历史发展以及自然人破产存在的根源后指出：在我国,确立自然人破产能力不仅是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同时也是改革开放、完善破产制度的必然选择。     

包容加重犯概念之提倡——以“杀害被绑架人”的犯罪形态为切入点

从犯罪形态来看,“杀害被绑架人”的立法属于包容加重犯。包容加重犯是在基本的包容之罪犯罪构成之外,又出现了能够被刑法独立评价的被包容之罪的犯罪行为,刑法规定以包容之罪一罪论处,并规定加重法定刑的犯罪形态。包容加重犯的立法具有利于实现罪刑均衡、便于司法操作等重要意义,但也存在如何适用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条款、绝对确定的死刑等一些问题。因此,包容加重犯的个别立法例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设置包容加重犯的立法也应慎重。     

论单位共同犯罪的主体范围

单位共同犯罪的主体包括单位和自然人。非法成立的组织和合法成立后以犯罪为主要活动的组织以及名义被盗用的组织不具有单位犯罪包括单位共同犯罪的主体资格,而所有制形式和成员人数的多寡不能被用作单位犯罪包括单位共同犯罪主体资格的判断标准。单位内部的自然人可以个人身份而与所在单位共同实施单位共同犯罪,而单位外部的自然人可在单位的“犯罪代理权限”内或经单位事后追认而与单位共同实施单位共同犯罪,乃至构成单位共同犯罪中的“片面共犯”。     

论董事对公司债权人负责的法理正当性——从法人组织体说的局限性及其超越之路径展开

董事为什么对公司的债权人承担民事责任是一项必须在法人本质论学说下进行学术探索的工作,而当下的法人组织体说无法为该论题提供正当性依据。在区分作为制度分析与建构支架的理论逻辑基础的法人本质与作为本体论意义上的法人本质这个前提下,董事对公司债权人负责的命题不能从其他法人本质论的学说获取立论根据,只能算作法律的特殊规定。为了阐明该特殊规定的法理正当性,有必要超越法人组织体说的局限性,探求法人本质论层面之外的论证根据。从经济分析的方法来看,该特殊规定表现了帕累托改进效应,其说服力因之得以增强,可作为董事对公司债权人负责的法理正当性来源。     

人格权立法模式的发展变化及其对我国民商法典的启示

人格与主体资格及主体身份密切相关,人格权乃重要的主体权利。罗马法虽然没有人格权之说,但有人格权之内容,且对后来的民法典产生很大影响,尤其对《法国民法典》影响巨大。《法国民法典》在理性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影响下采取了整体的人格权观点,法典在立法技术上采取概括的人格权保护方式;随社会的发展,新的人格权能不断被吸纳进去,故未产生一般人格权制度。而《德国民法典》受实证主义和康德伦理人格主义哲学的影响,坚信法定人格权观点,法典采取列举式人格权保护,在后来的发展中显现出明显的不足。其后,在法理学的发展下,借助判例确立了一般人格权制度,且对德国族民法典产生了一定影响。其他一些国家的民法典也对一般人格权制度的形成起了一定作用。人格权立法模式的发展变化将为我国民商立法带来一些启示,不仅可以增强我国确立该制度的主动性,而且从立法技巧上,可以将传统人格权置于人身权之中,在我国《民法通则》规定的人身权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格权制度。     

反思诚信

民法中的诚信原则根源于西方的商业法制文化,仅此一点就足以提醒我们,它与源自中 国传统伦理的诚实信用绝不可轻易等同。在现代民法制度中,诚信原则仍旧是意思自治原则的补 充和修正;反思诚信,关键在于客观地评价诚信对私法自治的干预程度,在中国伦理文化的背景之 下,其实质就是界定道德对法律的介入程度。相对于中国传统儒家伦理中以“君子”言行为楷模的 诚实信用,民法中之“诚信”所采用的仅仅是“中人”的道德标准。     

Always More Than Two: Vibrations,the Foetus,and the Pregnant Person in Childbirth Singing Practices

The goal of this article is to expand the theoretical approaches in feminist research that have explor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regnant person and the foetus in terms of constitutive relationality. I examine new ways of understanding and conceptualizing such a relationship, which may be enabled by the concept of vibration, by focusing on a childbirth-singing method developed and taught by Finnish music educator Hilkka-Liisa Vuori.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ethnographic fieldwork; I participated in a course on childbirth singing taught by Vuori and interviewed women who had used singing and vocalizing during pregnancy and labour. With the help of new feminist materialisms and feminisms inspired by Gilles Deleuze and Felix Guattari’s thinking, I suggest that sound and music as vibrations are agential matter that allow us to rethink the dyad between the pregnant person and the foetus. I argue that when the foetus–pregnant person dyad is approached as a constitutive relationality, more than two bodies are always involved.     

探究当代中国城市社区自治运动的隐性逻辑——中国语境下的新诠释

社会民众在认识和理解政府推行的城市社区自治运动过程中,存在许多认知困惑,如何来解开这些困惑。更好的观察城市社区自治运动的实质,是一个值得分析和研究的问题。本文试图通过对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的真实国情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构建起新的观察视角,以便更好的探究城市社区自治运动背后的政府隐性逻辑。     

论新闻媒体隐私权侵权指控的抗辩事由

一般而言,舆论监督不得侵害隐私权,但公共利益需要、当事人同意、合理公众兴趣、监督对象是公众人物、使不可辨认等,可以成为新闻媒体应对隐私权侵权指控的主要抗辩事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