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的君权制约传统及其启示

君主在古代政治中掌握至高无上的权力,居于权力运行金字塔的顶端。中国古代的君权制约主要从以天制君、以道制君、以民本制君、以舆论制君四个方面展开。研究我国古代的君权制约传统对于借鉴本民族传统的治国智慧和构建当代中国先进政治文化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当代中国的反腐倡廉建设有着多方面的借鉴和启示:首先,反腐倡廉离不开权力制约,而权力制约的关键在于最高权力的制约。其次,提高权力制约实效性的保证在于依据法律进行制度建设,而后由公民依法行使权力进行监督。再次,反腐倡廉离不开道德力量和价值信仰的支撑。     

Ensuring regulatory compliance in banking and finance through effective controls: The principle of duality in the segregation of duties

Today the segregation of duties is commonly used to ensure regulatory compliance in various industries. This article considers the organizational requirements for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this principle, through an examination of a duality‐based segregation‐of‐duties type control system and its fundamental characteristics. Cases from the Swedish banking and finance sector are discussed to show how breakdowns in duality‐based systems have compromised compliance and even encouraged crime, and how crimes could be carried out in practice. Particular attention is paid to the critical role that gullibility, loyalty, and dependency relations among employees played in these cases, in leading control persons to neglect their responsibility to review and approve their colleagues’ work, while bringing no consequences for their ability to carry on performing their work tasks. The argument is made that an effective duality‐based segregation‐of‐duties type control system presupposes social relations characterized by relative autonomy and third‐party dependence, along with work task interdependence.     

习近平总书记的外交思想与实践

十八大后,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新一届党和国家领导,高屋建瓴地提出一系列对外战略思想和外交策略方针,积极倡导一个“命运共同体”的总体目标,认真做好把握战略机遇、应对挑战的两手准备,努力处理好争取维护国家利益与承担国际责任、维持软实力和硬实力、坚持韬光养晦与积极有所作为三个平衡,妥善处理中国与大国、周边国家、发展中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的四对关系。其扎实的外交开局,为推动我国向“负责任大国”方向迈进奠定了良好基础。     

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调适:破解反腐困局的根本路径

中国的腐败问题具有深刻的制度根源,即计划机制与市场机制双轨并行下的"增量改革"及其与之相配套的各项体制机制设计。一方面,公有企业固有的垄断冲动与政府规制触角无孔不入的延伸,大大拓展了政府的寻租空间,为官员腐败培育了肥沃的土壤;另一方面,监督机制的软弱与虚化,更是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腐败现象的发生。通过对政府与市场关系以及这组关系的变动对腐败问题所产生的影响进行深入的考察,结合我国独具特色的渐进主义转型模式在当前阶段所面临的困境与挑战,厘清政府与市场的合理边界,继续科学地调适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进一步深化市场化改革,才是破解反腐困局的根本出路。     

检视西方媒介权力研究——兼论布尔迪厄权力论

媒介作为当今社会已被认同的“新的权力核心”渗透于生活的各个方面,媒介权力在文化研究和传播学研究领域也日益受到重视。检视西方媒介权力研究,对促进和加强我国传播学领域中相对比较薄弱的媒介权力研究有重要意义。布尔迪厄的权力理论以一种独特的视角审视现代社会,为媒介权力研究提供了一个可操作性的分析框架。将媒介置于社会权力场中考察,对媒介权力如何在传播场中以其工具性资本而占据统治性位置、媒介权力如何通过构成符号权力或符号暴力来运作并发挥其效力等问题的探讨,可以更深入地剖析和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媒介权力,反思媒介权力对社会意识形态的控制,对社会大众和个体的操纵和奴役,警惕媒介权力在人类生活中的负面作用。     

地缘政治回归进程中的非传统安全研究：十年评估与未来议程

非传统安全研究反对国家中心主义与国际关系中的零和思维,与强调国家间竞争甚至对抗关系的地缘政治具有难以调和的内在张力。然而,当前世界正处于自冷战结束以来地缘政治回归且不断强化的时期：美国视中国为系统性竞争对手并在“印太战略”名义下采取广泛的对华遏制措施,俄乌冲突成为冷战结束以后规模最大的一次地区战争,世界还见证了新一轮巴以冲突的突然爆发。地缘政治的回归对非传统安全领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原来更多强调合作与非零和关系的国际贸易、环境保护、科技合作、能源安全等非传统安全议题,越来越被传统安全逻辑所影响、扭曲甚至控制,非传统安全议题成为大国博弈工具,非传统安全合作举步维艰。通过检视自2014年以来的中国非传统安全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少量成果意识到了非传统安全问题的“传统安全化”,但多数研究仍然对非传统安全概念与范式抱有过度乐观的期待,对地缘政治的回归重视不够,对非传统安全及其研究所受到的影响估计不足。根据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要求,未来的非传统安全研究必须更具现实感和针对性,通过重新发现安全事实和完善分析框架,强化对地缘政治变量的重视,进一步提升自己的学术意义与现实价值。     

中亚安全形势的变化及其影响

2014年以来,中亚安全形势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塔利班频频越境袭扰,"伊斯兰国"不断向中亚渗透,加之跨境贩毒的有增无减使得中亚面临的安全压力不断增加。中亚安全形势变化的背后有着较为复杂的原因,其中既有美国对中东和阿富汗政策调整的因素,也有中亚国家自身政治经济军事体制转型过程中诸多问题的反应,此外还与中亚地区复杂的历史和民族问题有关。中亚安全形势的变化不仅迟滞了中亚国家的社会政治转型进程,还对参与该地区博弈的俄美欧等大国,尤其是对俄罗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中国西北边疆的安全及即将实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也带来了较大的挑战。虽然目前中亚安全形势总体上仍在可控范围,但是中亚安全问题解决的前景仍然充满了不确定性,中短期内中亚的安全形势难以大幅改观。未来,我们必须要从多边、双边和个人等多个层面入手,加强国际合作,以有效应对中亚安全问题对中国的威胁。     

政治权力对社会财富分配的影响

政治权力是政治权力主体为了实现和维护自身的利益而拥有的对政治权力客体的制约能力。政府作为最重要的权力主体,其政治权力在分配社会资源和调节、监督社会财富公平分配中具有巨大的功能作用,而政治权力也是制约社会财富公平分配的重要因素。     

萨瑟兰的不同交往理论与我国青少年犯罪控制

"不同交往理论"是美国著名犯罪学家萨瑟兰解释犯罪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它在美国犯罪学研究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从这一理论的9个命题出发,可以分析这一理论的积极意义及其困境,由此可以得到对我国青少年犯罪控制的有益启示。     

未成年人网络游戏引发暴力犯罪的控制路径

近年来,因网络游戏而诱发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呈日益上升趋势,如何有效地预防和控制未成年人暴力犯罪,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从实证分析角度,考量域外国家防控机制,为了实现对未成年人网络游戏暴力犯罪的控制,应当建立未成年人涉网相关的专门法律规范,强化行政执法权,推行网络游戏相关规控制度,开展社会管控,对未成年人健康用网进行综合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