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惩治和预防腐败的经验及启示

国外惩治和预防腐败有教育化、透明化、社会化、全面化等四项原则,反腐败主体多元性和专门机构相结合、预防腐败和惩治腐败相结合、体制内反腐败和外界监督相结合、公众参与反腐与精英表率作用相结合。国外惩治和预防腐败给我们的启示是,整合我国反腐监督机构,建立位高权重、有序高效的监督机构体系;加强对公职人员的思想道德教育和职业道德教育;标本兼治,注重预防,从源头上遏制腐败;对腐败行为予以严重处罚;发挥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的表率作用。     

近代中国企业组织的演进轨迹与伦理意识的影响

中国近代企业组织的演进明显地受到传统伦理意识的影响,其演进路径被锁 定在家族垄断和官僚垄断相互勾结这条路径上。这种路径锁定状态的出现和儒学经济伦理 的深远影响密不可分。儒学思想对经济组织的影响集中体现在家族的亲亲思想和封建君主 的专制思想这两个方面。在这种思想影响下,利益的流向和集结是朝向家族和政府。     

因势利导:化解非传统安全困境的东盟路径

非传统安全困境存在吗?这种安全困境为何产生?以东盟为中心的东亚区域合作能否将其化解?既往研究通常一分为二地看待国家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议题中的行为逻辑,用安全困境的理论解释前者,安全化与和合主义等概念描述后者,认为后者更易导向国际合作。新冠肺炎疫情是一次非传统安全危机,然而世界各国却在应对过程中合作乏力、对立加深,这是一种非传统安全困境,各国政策和行为意图的不确定性是其主要原因。冷战后,以东盟为中心的区域合作架构在非传统安全议题上因势利导,增强各国对安全威胁的共同认识,依托既有地区合作机制凝聚共同利益,形成了增强政策和行为意图确定性的“威胁—利益”转化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这种非传统安全困境。2020年4月,为应对疫情而召开的“10+3”特别峰会即为例证。东盟国家与中日韩三国对安全利益的共识虽有待增强,但对安全威胁的预估已趋于一致,是化解当下全球性非传统安全困境的一个地区性积极表征。     

困境与出路:领域法理论下的警察法学发展

警察法学属于我国法律体系中不可或缺的板块,也是提升社会安全法治能力的理论抓手。遗憾的是,当前我国警察法学的发展深陷概念模糊化、体系碎片化、研究边缘化、教学粗浅化的困境,若不及时矫正,势必将警察法学的研究、教学和实践引入歧途。领域法是近年来新兴的法学理念,强调问题导向与解决策略,能有效融合法教义学与社科法学的思维特点。在领域法学的指引下,研究者需明确警察法学的领域概念,厘清警察法学的法律体系,夯实警察法学的理论体系,增加警察法学的实践色彩,强调在完善警察法学理论体系的同时,提升警察法学的实践与教学效用。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文艺学美学思想的现实意义--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当代发展思考之四

把马克思主义实践美学称为"过时的思辨美学"是经不起论证和推敲的忽略了文化对社会现实的建构作用,是没有道理的.文艺社会学是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美学的重要内容.中国大众审美文化的兴起与发展,一方面需要马克思主义实践美学指导,另一方面也为马克思主义实践美学展开了广阔的平台.     

论法律程序的实践价值(下)

第二。法律程序预设了国家权力干预主体行为的范围。法律程序既是为每一个在法律管辖之下的主体而设的。更是为保障法律运行和落实的公共权力主体而设的。甚至对权力主体而言,法律程序更为重要,所以,在任何现代国家,对国家公权力,诸如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的程序规制尤为强调。为什么会如此呢?     

谈"产学结合"的有效运作

“产学结合”是培养应用型人才的主流模式。高职教育应从“产学结合”的内涵和定位入手,细化“产学结合”运作流程,明确“产学结合”组织保证、教学保证、资金保证,做好学生的组织与安排工作,取得政府支持并与企业双赢合作。     

全球化下的劳动关系调整路径变化及其启示

中国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中国的市场化规模已从国内扩展至全球,市场化程度大大加深.由此对劳动关系产生了双重影响.一方面,国内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客观上要求对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进行重新调整,劳动关系变动更加剧烈.另一方面,进入中国的外资和外商日益增多,产生的涉外劳动关系对中国的劳动关系深远影响,客观上要...     

政府主导型展会发展路径初探——以中国—东盟博览会为例

近年来,中国会展业发展迅速,政府主导型展会占据主导地位是现阶段中国会展业的突出特征。但有些政府主导型展会由于不了解展会发展的内在市场规律,造成一些展会经贸成效不显著、政府资源浪费严重的现象。本文以我国发展较成功的政府主导型展会中国—东盟博览会为例,分析其取得成功的优势,并以其为借鉴对政府主导型展会的发展提供初步建议。     

法治语境下我国秘密侦查制度的现实困境和出路

秘密侦查作为一种打击追诉犯罪的特殊侦查手段,在现代各国侦查实践中被普遍应用。我国立法对秘密侦查缺乏明确而详尽的规定,这与国外的立法规定相差甚远,也不符合建设法治国家对人权保障的要求。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语境下,基于程序正义理念的要求,亟需实现我国秘密侦查的法治化,以限制公权力对私权利的侵犯,确保在惩治犯罪和保障人权之间达到必要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