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益加剧的“金新月”地区毒品渗透态势及对策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阿富汗为中心的“金新月”地区毒品向我国渗透活动日益加剧，其走私贩运愈来愈呈现出国际化的趋势，对我国构成了极大威胁。堵源截流，加强国际禁毒合作是解决我国现阶段毒品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目前，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开展与中亚国家间的禁毒合作已取得初步成效，进一步广泛、深入地加强与周边国家的禁毒合作是维护我国周边区域安全的重要保障。     

美国防止利益冲突的经验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防止利益冲突法是国家为了厘清公益与私利的界限,约束公职人员的行为,防止公职人员公权私用、以权谋私（或以职谋私）,保证其廉洁从政的法律规范。美国是防止利益冲突立法较早并取得良好成效的国家。美国成功的秘诀是：法律可操作性强,监督有效、到位,相关配套制度完备。虽然我国在建立防止利益冲突制度方面也进行了探索,但由于停留在党纪政纪层面,缺乏权威性、强制性和威慑力。我国的防止利益冲突制度设计粗糙,可操作性差,加之监督不力,相关制度不完善,因此,成效甚微。为了有效遏制和预防腐败,我国应当尽早出台《防止利益冲突法》,同时应当完善相关法律,如《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政务公开法》、《行政程序法》、《新闻法》等。     

道路交通事故"五化"防控体系的建立与实践

根据当前道路交通事故防控工作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可以考虑建立“五化”防控体系,即做到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社会化、客运车辆管理户籍化、重点路段管理专业化、城市城镇交通管理科技化和交通安全管理信息查控网络化。同时在防控工作中还必须把握好七个原则,即全维统筹的原则、把握重点的原则、借力补缺的原则、地域有别的原则、标本兼治的原则、有效吸纳的原则和以民为本的原则。     

绑架犯罪被害人被害性分析与个体被害预防

从刑事被害人学的角度而言,绑架犯罪与被害人的主观性特征息息相关。只有减少被害人的被害易感性、被害诱发性、被害受容性,才能做到绑架犯罪个体被害的有效预防。     

试论犯罪防控的效应

现阶段 ,犯罪防控的目的不为消灭犯罪 ,但求努力减少犯罪。其防控效应存在两个方面 :从执法的角度 ,它必须力求以最小的防控成本 ,获取最大减少和预防犯罪的防控效益 ,以获得犯罪防控的微观效应 ;从管理的角度 ,犯罪防控不仅在于追求减少与预防犯罪 ,更重要的是追求犯罪防控 ,作为一种社会管理模式发挥对社会资源配置进行调节的杠杆作用 ,促使社会效益总量的增加 ,以获取犯罪防控的宏观效应。     

关于职务犯罪预防的理性思考

在我国转型期,职务犯罪,已成为现代化进程的一个严重阻碍因素。加大职务犯罪预防力度,从源头上遏制和防范职务犯罪的滋生、蔓延,是当前我国反腐败斗争的战略调整。有效防范职务犯罪,客观上要求深入研究职务犯罪的成因,建立科学的预测和预防机制,着重在预防工作的法制化、规范化、程序化、有效化、科学化以及策略化等方面下功夫,以建立健全有中国特色的职务犯罪预防机制     

完善防范化解社会矛盾的行政裁决机制

行政裁决制度在防范化解社会矛盾方面具有许多优势，在我国目前社会转型、社会矛盾多发的情况下，应当充分发挥行政裁决机制的作用。我国立法机关应当适时制定《行政裁决法》，进一步完善我国防范化解社会矛盾的行政裁决机制。     

网络盗窃案件分析与对策研究

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我国网络违法犯罪案件也随之增多.网络盗窃案件作为网络违法犯罪中典型类型,一直处于高发态势.网络盗窃案件可以划分为盗窃银行系统资金、盗窃网络虚拟财产、盗窃电信资费三种类型,具有很大的危害性,应当从完善法制建设、加强技术防范措施、提高全民防范意识等方面来防范网络盗窃案件的发生.     

网络环境下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研究

网络的推广与普及给青少年的身心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它在拓宽青少年认知结构空间、促进其情绪宣泄和培养青少年多元价值观的同时,也容易导致青少年认知能力迷失、人际关系淡漠、生活意志丧失、抑郁、焦虑、敌对等一系列的心理问题。而我国当前在青少年网络心理问题的治疗过程中,存在着禁止青少年上网、只进行德育训诫、重治轻防和治疗人员专业水平较低等问题。提高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的效果,应建立家庭、学校和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和预防机制,开展网络心理教育,注重法制教育、德育教育与心理教育的有机结合并提高青少年网络心理疾病治疗人员的专业化水平。     

“保护的责任”：国际法院相关司法实践研究

“保护的责任”自提出以来,迄今已在政治层面获得了广泛的国际共识。在法律层面特别是可操作性层面,国际法院通过对《灭种罪公约》及《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的解释和适用,提出了“作为一种义务存在的干涉”这样一种新观念,强调了所有公约当事国所应承担的“预防责任”,间接地回应了《国家对国际不法行为的责任》条款草案第48条,也从法律实践的角度回应了“保护的责任”,特别是其中的“预防责任”。通过这种回应,就使国家基于“保护的责任”而采取的某些干涉行动具有合法性。这种回应,将会深刻地影响到国家的行为模式。面对这种新发展所带来的挑战,中国有必要调整自身外交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