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本质追求探究

作为部门法的民法,源自古代欧洲的罗马法,当时叫“市民法”,后被注入“私法”、“私权法”、“市民社会的法”等诸多信息。中国通过日本从西方民法及至罗马私法那里继受了作为表征基本部门法的民法。西方传统理解民法或私法的实质含义,是在个人与国家对立的基础上进行的。民法以人为中心,以权利为基点,以行为手段,以责任为保障。民法上的人即市民、私人和私主体,含自然人、法人、非法人团体等。近代社会的个人是个人主义的个人,而现代的个人是兼顾社会乃至自然理念中的个人。称民法人是“经济人”、“具体人”、“抽象人”等多是用作分析民法问题的方法。兼顾社会乃至自然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是民法的哲学基础。民法并未真正社会化。民法所涉及的领域是有限的。民法在精神方面追求平等和自由。这些都涉及到民法本位即民法的中心任务和价值标准问题。     

论"和谐社会"的私法构建

"和谐社会"构建理念的提出,意味着它将成为中国社会体制的结构性存在.如何构建和谐社会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和谐社会的本质是以人为本的多元、理性、正义、法治、平衡和稳定有序的社会.市民社会的本质与和谐社会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市民社会应当是和谐社会的基础社会.私法是市民社会的法律形式,是法治社会的基本法.所以,它是和谐社会法治构建的基本法.和谐社会的构建应当以私法构建为核心.私法在和谐社会构建中的作用发挥主要通过私法的系统结构的功能实现.     

论宪法基本权利条款在私法上的效力

传统的观念认为:宪法对权利的保障通常只是约束国家和国家机关,对私人领域的效力是间接的,不具有直接的法律效力,宪法的基本权利规范具有原则性,且无制裁性规定,不能在私法上直接适用。但“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本文立足于对国外相关理论的分析,对我国社会现实、法律观念及宪法规范的梳理,探讨我国确认基本权利私法效力的必要性、合宪性。     

关于促进私营企业发展的若干法律建议

私营企业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对所有制划分思路,限制了法律对私营经济的保障和促进作用.为了保护、扶持、引导私营企业的发展,还极需健全、完善、调整私营企业法律规范,确认私营经济的法律地位和平等发展权力,为私营经济发展提供更广阔的空间.     

对现代私有经济条件下劳资关系发展的一般走势分析

我国私营经济的产生及其发展 ,迫使我们必须对往昔传统观念中的劳资关系进行认真反思 ,特别是要把握其发展的内在脉络。由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基本上是一个自然演进而非人为外力强加的历程 ,具有较强的原生性和典型性 ,其劳资关系的发展走势从而更多地体现了其逻辑的本来面貌 ,因此它对我们厘清我国私营企业中的劳资关系来说 ,无疑是极佳的分析模块。     

WTO与中国国际私法司法解释

法律全球化的趋势及我国入世时的承诺要求我国国内的法律制度必须与WTO规则相衔接。由于我国国际私法的立法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严重滞后于国际民商事法律关系的需要和时代的发展,再加上目前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国际私法的立法问题,因此在涉外民商事审判实践中,有关司法解释处于独特的地位。本文在对我国国际私法司法解释的价值及其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我国国际私法司法解释体制的建议。     

中国法治：从静态到动态，从抽象到具体

法治，在中国已不再抽象、静态，更多地走向了动态、具体。法治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不可或缺的条件。其中，有效限制公权力滥用是建设法治中国之要务，而加强私权利保障将是构建法治中国之要旨。当代中国，法治建设正在渐进地向纵深行进。     

论民法理念及其法治价值

民法作为现代法制的基础,蕴涵着深厚的文化积淀和浓郁的人文气息。民法理念是人类历史文明在民法上的典型表现,体现着市民社会的价值追求。民法理念的内涵丰富,其本质是正义,其核心表现为私权神圣、人格平等和私法自治。在民法的发展史上,民法理念经历了从形式正义到实质正义的转变,现代民法理念更加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在当代中国,弘扬民法理念对于培育市民社会和建设法治国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审理存单纠纷案件若干问题探讨

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司法解释施行八年来,全国法院依据该司法解释审结了大量的存单纠纷案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在适用该司法解释时各地法院的认识却不尽相同,特别是在存款的所有权归属、存单的法律特征、以存单为表现形式的借贷纠纷案件的认定、公款私存问题等方面的认识仍存在分歧,本文将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     

建国以来民营经济法制的发展进程及其演变轨迹

本文在将民营经济法制的发展进程划分为创建时期、蛰伏时期和复兴时期三个不同时段,并宏观描述三个历史阶段民营经济法制的各自特征的基础上,全面梳理了建国以来民营经济法制的演变轨迹。文章认为,新中国民营经济法制的发展,在调整手段上呈现由“政策法律并举、政策优先”到“法律主导、政策补充”的演变过程,在具体内容上反映出了由“体现计划经济体制要求”到“反映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过渡。在立法目的上显现由“利用、限制、改造”逐步演变为“确认、保护、促进”的特征,在保护对象上呈现从保护“资本家的经济利益”逐步调整为保护“民营企业的合成权利”的态势,在规制的对象上体现了由“资本家个人”到“民营企业本身”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