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侦查与侦查不公开之辨

侦查不公开与秘密侦查是有本质区别的。侦查不公开即为侦查过程中所知悉的情况不得向外泄露,其法理基础在于保证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贯彻无罪推定、保障公正审判和保护相关当事人的法益,域外各国都严格控制侦查不公开性。秘密侦查与侦查不公开在性质、要求保密的主体和客体上都是不同的。侦查应坚持适度公开,着重考虑是否会影响实体真实发现诉讼目的的实现、是否会对犯罪嫌疑人的名誉造成不应有的损害、是否会影响公正审判。     

侦查错误探究

侦查错误理论要求侦查主体在侦查过程中正确、全面、发展地诠释和抑制对科学侦查有负面导向的侦查主体、侦查客体、侦查方法和相关人的致错因素。侦查主体未能形成正确的侦查错误意识,不明确侦查错误的表现形式,缺乏探求侦查错误成因的勇气,将很难在侦查错误预防上大有所为。对侦查人员来说,运用侦查学基础知识,准确界定侦查错误概念,明确侦查错误表现形式,探求侦查错误原因,进行侦查错误预防,是十分必要的。     

以科技侦查推动侦查模式的根本变革

现代社会,犯罪数量持续高发,犯罪类型不断衍生,犯罪手段不断升级,犯罪活动方式不断变化,给侦查工作带来了许多新的挑战。如果仍然以“人证为主”的侦查模式作为侦查工作的主导模式,必然导致侦查成本成倍增加,破案率大幅下降。侦查模式由“人证”向“物证”的转变势在必行。在实现刑事侦查模式的转化中,现代科学技术在实现现代“物证”的司法证明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科学技术能客观、及时地提供科学证据,在未来的司法活动中将大显身手。     

我国禁毒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目前,我国禁毒工作存在对种植毒品原植物违法犯罪打击不力、对吸毒行为处罚过轻、贩毒分子利用未成年人贩毒逃避法律制裁等问题。因此,有必要采取强化禁毒意识、进一步完善禁毒法律法规、严格查禁过境贩毒等对策。     

论中国利益群体参与公共政策制定存在的问题

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如何处理利益群体参政问题关乎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和社会稳定。中国的渐进式改革路径在保持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这种渐进式改革更多地表现在经济领域,而政治领域的改革,特别是公民参政权的落实则略显迟滞和不够。由此引起的矛盾和问题使人们产生了诸多不满和怨恨,因此探讨中国利益群体在参与公共政策制定上存在的问题,对于进一步完善中国利益群体参政的路径、提高政府的执政能力和管理创新能力,其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不言而喻。     

加强刑嫌调控的思考

面对刑事犯罪的急剧变化情况,刑嫌调控工作虽有所发展,但仍不能适应斗争的需要。加强刑嫌调控工作,可以掌握斗争主动权,先发制敌,主动出击,以有限警力、物力和时间,获取较大侦查破案效果。加强刑嫌调控工作,应根据形势变化调整刑嫌对象,诸警种尤其派出所密切配合,与阵地控制、刑事特情、犯罪情报资料工作相结合。     

侦查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的困境和出路

当前我国侦查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存在许多致命问题,主要表现在研究对象含混、学术共同体没有形成、没有科学的学术目的、学术话语系统没有形成、学术资源欠缺等多个方面。在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的内在逻辑中思考以上问题有一定意义,但对未来侦查学建设和发展景象和效果应审慎乐观。欲推进侦查学科建设,开展学术研究,首先需要解决学科队伍素质的提高、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论的界定、公安院校办学模式的变革等三个根本问题。     

论侦查权的性质与特征

侦查权在我国被认为是一种司法权,这导致犯罪嫌疑人在认为侦查机关的行为违反法律规定时无权申请法院进行审查,这对于保护被追诉人的权利是极其不利的。从本质上来看,侦查权是一种执行权,这与行政权是一致的,而与司法权有着根本的差异。从基本特征来看,侦查权在价值与功能、体制与人员以及权力运作方面也与司法权有着根本的差异。     

从程序正义到摆平“正义”:法官的多重角色分析

法院如何建构其主体性?是当下中国社会面临的时代之问。在规则之治、程序正义的逻辑下展开运作的司法因其制度刚性有余而操作柔性不足,难以有效回应中国社会仍停留在传统的具体情境,从而遭到实用主义的解构。但是,在调审合一制度路径下游刃有余的实用主义司法哲学实际上亦并不足以构成对法院主体性的命题支撑,甚至可能是更加错误的道路。作为法院主体性的命题表达,能够体现法院明确的司法功能并与其他权力部门相区分的主体特质始终只在于独立的审判。     

中国宪法司法化路径探索

宪法实施中的违宪审查机制与宪法诉讼方式是两种不同机制的区别。在分析西方国家宪法实施的路径,以及中国实行宪法监督走违宪审查之路面临的困难后,根据违宪审查与宪法诉讼相别的理论,提出中国的宪法司法化方案,即违宪审查权仍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而由最高法院承担宪法诉讼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