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来我国社会主义道德建设透视

道德建设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主张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建立道德，把道德理论与道德建设引向了科学的道路。建国以来，在马克思主义道德建设思想的指导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经历了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取得了骄人的成绩，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论加强公务员道德建设的途径

大力加强公务员道德建设,在新时期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加强公务员道德建设的主要途径,一是自我的修炼,二是制度的约束。     

论科学发展观视野下公安教育的创新与发展

科学发展观引发了公安教育创新问题的深层次思考，推进了公安教育解放思想与创新思维的提出，指导了公安教育思想解放与体制创新的深入实践。实践证明，公安教育只有立足“服务实战”，坚持“五个原则”，加强“五项机制”，实行“教，研、训，练、战”一体化，才能顺利推进公安教育自身建设的创新与拓展。     

强化荣辱意识 培育四有新人

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和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是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通过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培育四有新人以提高民族的自主创新能力,是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突出问题的有效途径.     

传统儒家德刑关系理论的传承和嬗变--论朱熹德刑关系理论

朱熹把道德伦理作为法的本体,把"刑"作为"德、礼、政"循环运动中承先启后的关键环节,而把严刑作为实现"德"的重要保障.朱熹的德刑理论既承袭了传统儒家的重德传统,赋予道德以绝对的、神圣不可动摇的主体地位,又对儒家的"轻刑"传统作了修正,实现了从德主刑辅向德刑并重,从重德轻刑向重德严刑的转变.朱熹的修正实现了传统儒学法理念的嬗变,适应了时代的需要,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论法律的局限

法律有其局限,但是要对其作出恰当的描述和合理的解释并非易事。法律首先具有手段或工具上的局限。在许多方面,立法者试图所做的可能达不到预期的结果。究其原因,是因为法律还存在着其他一些更深层次的局限性,诸如法律在起源上受到传统的风俗习惯、宗教伦理和民族精神等的影响,这些民族文化的因素在早期常常是法律的重要来源。此外,由于人类智识和理性相对于复杂多变的现实世界(客观事实)所表现出来的有限性或缺陷,法律规范本身在内容和形式上也存在局限性,例如内容上的主观价值判断或利益倾向,语言表达上的概括、抽象、模糊性和不确定性等。更重要的是,法律还受到原则上的限制,其中最著名的论述莫过于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StuartMill)的"伤害原则"。本文作者认为,就法律的局限问题作出思考并不是要否定法律和立法在法治建设中的重要的位和积极作用,而是为了在这一过程中更好地运用法律这一人类理性的伟大发明服务于人类最良善的事业。     

有我无我之际:漫说法律与道德的语境差别

道德与法律存在着“有我”与“无我”的语境差别,二者不可随意混淆。历史上的经验和教训充分证明,如果忽视语境差别而将道德与法律混为一谈,便可能产生负面、消极的后果,甚至使道德与法律两败俱伤。道德话语若想实现向法律话语的转换,必须超越“有我之境”,即将特定的主体转换为一般主体,法律才能公平、公正,从而得到尊重和奉行。     

法律职业技能的实践性教学培养方式

培养学生的法律职业技能,是法律专业教育教学的目标。法律专业的学生应当具有基本的诉讼事务的职业技能和非诉讼事务的职业技能。实践性的教学方式对于培养学生的法律职业技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应结合模拟法庭和诊所式教学方式的优点设置实训课程,专门用来培训学生的基本诉讼技能。对于学生非诉讼法律技能的培养,应当从提高学生的法律文件书写能力上着手。     

论荀子的“德育哲学”——兼论荀子性恶论中的“公义”优先思想

在儒家思想史上,荀子主张性恶,常被视为儒家异端.但事实上,荀子的思想和以思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关系表现的是儒家内部的辩证对话关系.从荀子性恶论的深层含义看,荀子的思想一是突显了儒家的"功利主义",一是突显了制度层面的"公义"优先思想.就后者而言,它与孔子、思孟包括宋明新儒家从个人的道德本心出发来思考问题的思想进路明显不同,它们事实上构成了儒家内部的康德和黑格尔式的对话.具体落实到教育观念上,荀子的立论与思孟等相比同样显示出了差异:荀子强调的是"礼义法度"的制度性他律和强制,强调的是君、师、友和外在环境的决定地位;孔子、思孟等强调的是道德的自觉和启发.但尽管有如许差异,就德育本身而言,荀子同样承诺了德育的某种本体地位,并提供了一套完整的"德育哲学".     

浅谈未成年人道德养成教育的过程

未成年人道德养成教育是道德意识与道德行为相互作用、不断反复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既有由道德认识、道德情感、道德信念、道德意志到道德行为习惯的转化,又有道德行为习惯反过来强化道德意识、促进道德品质逐步巩固、提高和完善。这就要求我们在未成年人道德养成教育中既要注意知、情、意、信、行五种道德品质要素的有机统一,充分发挥它们的整体性功能,又要发挥道德意识与道德行为之间的相互作用。只有这样,才能有助于个体道德品质的形成和未成年人道德素质的养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