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离民愤抑或迁就民愤——论民愤在刑事司法中的角色定位

民愤影响定罪量刑是中国刑事司法的现实图景。民愤作为外在的监督力量能够促进司法的良性运作,我们应该正视民愤,杜绝打击、压制民愤,让民愤得到充分表达;但是,司法有其独有的运作规律,民愤与司法在案件的具体裁量上存在着种种冲突与矛盾,民愤不应干涉到个案的具体裁量。     

文本·实践·语境:公诉证据标准的现代性诊断

公诉证据标准与其他配套制度机制一同维护着公诉权的合法性与有效性。一方面,在理论上,公诉证据标准并非一个独立的论题;另一方面,在比较法上,当今中外刑诉制度中的公诉证据标准也没有高下之分,均必须遵从公诉权的合法性与有效性之逻辑。西方法治国家的公诉证据标准辅证了这一制度逻辑。反观我国,当前承担公诉权合法性功能的配套制度机制尚不健全,导致公诉权的合法性只能依赖于较高程度的公诉证据标准和较强程度的犯罪控制能力。在此意义上,理论界对我国现行公诉证据标准过高的批评,似乎未中要害,急于降低我国当前的公诉证据标准,不仅缺乏程序制度基础,而且会挫动公诉权的有效性,并最终损及公诉权的合法性。     

论公安机关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历史使命

积极投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新形势下党赋予公安机关的新的重大历史使命。但是,当前农村治安形势不容乐观:重大刑事案件时有发生;“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开始由城市向农村转移;群体性突发事件还将持续上升;农村封建迷信沉渣泛起,邪教组织屡禁不绝等等。对此,公安机关要充分发挥基石作用,把维护农村社会政治稳定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首要任务;充分发挥打击违法犯罪的尖刀作用,严厉打击涉农犯罪;充分发挥在社会治安防范中的骨干作用,构筑农村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充分发挥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主力军作用,进一步加强农村地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高校大学生信用管理策略探究

近年来高校大学生信用危机普遍存在,已经严重影响到助学贷款的顺利发放和就业市场的稳定发展。所以对大学生进行高效的信用管理,对大学生入学前后的信用情况作以准确的记录,并作出合理的评价等级,将给用人单位和银行提供可靠的信用记录,有力地推动助学贷款和就业工作,而且将有效地推进我国个人信用体系建设。     

论担保物权与信用建设

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我国传统上的人格化的信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存有内在缺陷，从而导致目前社会信用匮乏，但这种状况也为人格化的信用向制度化的信用转型提供了契机——担保物权作为一种制度化的信用手段即是其重要表现。现代市场经济中的担保物权日益发挥强化信用的功能，这也是担保物权的发展趋势。     

公务员精神：现代公共行政的重要基石

公务员精神作为非正式制度,与公务员法共同形成了现代公共行政的基础。文章从分析公务员精神的特点与功用出发,分析了公务员精神的构建有利于树立公务员公正、公平、廉洁和功绩至上的行政理念和价值观,指出了转型时期公务员精神构建的困难,提出了公务员精神构建的路径选择。     

论警察与媒体的通融

构筑警方与媒体的和谐是我们的应有之义。改善和发展警察公共关系需要借助媒体的力量,良好的媒体关系有助于提升警察形象。媒体是警察与公众联系的桥梁和纽带,警方借助媒体发布正面的信息从而争取公众对警察工作的支持,使“执法者”与服务对象融为一体,共同维护治安、打击犯罪。     

社团组织的发展路径研究：基于公共服务参与的考察

有关社团组织的发展与管理问题一直是我国学术界和政府管理部门的讨论热点.既有的研究和观点较为一致,大多集中在既有的体制钟罩限制了我国社团组织的兴起和发展等方面.社团组织的发展路径研究已经成为和谐社会建设的一个重要课题.从内生发展的角度来看,体制钟罩并未完全限制社团组织的活动与成长空间,制约我国社团组织发展壮大的根本性因素在于作为社团组织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公民社会这一基础性条件的缺失.在建设和谐社会的战略背景和当前我国政治社会语境下,有关社团组织的发展与管理问题的研究应当从实践逻辑的视角出发,即从社团组织参与公共服务的角度探察我国社团组织的现实发展路径.     

日本公用企业政府规制的借鉴

政府规制对公用企业的影响是全方位的,进一步完善公用企业相关法律法规,重新定位强化政府在规制中的职能,对公用企业开展适度公平有效的竞争。同时,公用企业改革应稳中求变、变中求稳,顺应全球公用企业民营化改革的潮流。     

西方发达国家劳动力市场的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研究

就业与失业问题一直以来是关系经济和社会全面发展的制约性因素。在处理和调节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方面,西方发达国家采取了相应的社会管理政策和公共服务,为有效应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出现的矛盾和危机进行了有益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