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价值及其历史嬗变

刑事诉讼的价值仅从哲学认识论的视角看易过于着重强调刑事诉讼的外在价值,而从哲学伦理学的视角看易过于青睐刑事诉讼的内在价值,只有把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完整地理解刑事诉讼的应有价值。同时,不同刑事诉讼模式下的诉讼价值又形态各异。     

商誉区间价值动态评估模型及实证研究

商誉价值受多种因素共同作用,同时商誉价值依附于企业,具有不可确指性。在充分考虑商誉特性、影响商誉的各类因素及企业经营风险的基础上,论文将不确定性区间决策矩阵及求解应用于商誉区间价值动态评估模型的构建并进行实证检验,从而使商誉评估价值更加客观、合理。     

论刑法量刑情节设计上的缺陷及完善途径

我国刑法中的量刑情节体现了罪刑相适应原则,有助于刑罚目的的实现,但量刑情节无论在立法上还是在司法中都有不少问题需要面对。剖析量刑情节的不足,并提出完善之策,无论对理论提高、立法完善、司法规范都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中国商事司法实践中的法律适用:困境与出路

我国商事司法实践中仍存在着颇为严重的法律适用困境,主要表现为"无法可用"的司法困境、"有法不宜用"的司法困境以及"有法不好用"的司法困境。为纾解这种司法困境,除应从整体上思考我国商事立法体系的完善方案外,还应认真探索我国商法的价值、理念、原则体系及其内在逻辑,以便为我国商法立法体系的完善及法律适用的规范化提供理论支撑。     

纳兰词论与清初词坛

纳兰成德的词论反映了崛起中的饮水词派的词学追求,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推尊词体,缘于清初词体不尊;二、注重比兴寄托,缘于清初词作因缺乏比兴而导致的寡淡乏味;三、以性情为本,反对逞才使学,缘于阳羡词派、浙西词派因使气逞才而导致率直与晦涩的流弊;四、主张转益多师,反对模拟因袭,缘于词坛宗唐、宗宋各执一端的倾向。它集中反映了饮水词派对17世纪70年代词学创作现状的反思,代表着词学发展的正确方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认识意义。     

法律论证中的逻辑理性

法律论证中的逻辑理性,是指追问以及追求法律的逻辑性或法律在逻辑上的合理性。逻辑理性在法律论证中有重要的作用,它既可以为法律思维提供基本的思维框架和模式,具有建构性功能;也可以为法律论证提供公正的平台。但是,逻辑理性在法律论证中也有一些局限性,这说明在法律论证中,只有逻辑理性是不够的：还需要实践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补充。它们三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它们的关系体现了合理与合法的关系,其有机统一对构建以法治为基础的和谐社会有积极的意义。     

从法哲学的范围与品格看部门法哲学研究

为了避免法学主体意识及内在特性的沦丧和法哲学精神品格的迷失,我们有必要重申回归纯粹的法理学和法哲学。与基于法认识论和法方法论、侧重于法的实证层面和应用领域的法理概括与探究的法理学不同,法哲学侧重于法的本体层面和价值领域的哲理概括与探究。就其精神品格与思维方式而言,法哲学既是一种前提性反思,即审视和追问对象赖以存在的前提,对法的本源、本质和普遍原理的追问;又是一种逻辑性反思,即对法学命题和理论的逻辑起点及逻辑展开的追问;还是一种价值性反思,即对法律规范和法学命题正当性的深层追问。部门法哲学研究与法哲学原理之间的对接不是生搬硬套或者简单移植,而是要在审视与批判有关部门法研究的基础上,注意与相应的部门法学话语体系的协调性与融贯性。     

论祖国大陆亲属法通则性规定的确立——以海峡两岸亲属制度之比较为视角

《亲属关系通则》的缺失是我国祖国大陆《婚姻法》经2001年修改后仍存在的一个重大遗憾。亲属关系通则有自身的功能及特定的价值取向,建立该项制度有它的实际意义,对祖国大陆和我国台湾相关立法的介绍评析,一方面指明了我国中国大陆地区亲属立法中存在的不足,另一方面有针对性地提出了部分立法建议,以求为我国祖国大陆亲属立法之完善提供一定的参考。     

论我国税收立法的价值取向——以执法风险防范为视角

立法的重要问题,就是价值取向的选择。以现代税法的视角来考察,我国以往税收立法在价值取向上,受传统税收文化、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及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具有以国家意志和国家利益为本位的特性,这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发展阶段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在今天看来,该价值取向易导致税法的法律特性被弱化、纳税人的权利被虚置,并成为引发税收执法风险的重要原因。我们认为应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强化税收法定主义精神,促进我国税收立法的现代化和法治化。     

当代视觉文化价值的多元化趋向

视觉文化价值观念的多元趋向,在世界范围内打破了单一的西方审美模式和观念。各种视觉文化均有自己独特的价值取向,它们在一定的时期和阶段是可以兼容的,也是能够独立生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