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理论与代表组成结构问题分析

代表理论的核心问题是在代表和选民之间建立一种制度约束和激励机制,保证民主选举的真正有效与民主政治的正常运行。本文认为"代表组成结构"充分体现了民主选举的优越性,将之作为选举前分配名额比例和选举中提出确定候选人名单的依据,并没有一种坚实的代表理论作为支撑。实践证明,千方百计落实事先设计的代表结构比例,反而会牺牲民主选举的真实性。应该以代表理论反思我国选举制度运行过程中出现的弊端,改进与完善人大代表的选举,使得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有一个健康的发展。     

从历史视角看我国集体协商制度与和谐劳动关系问题

集体协商制度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分析其在西方工业化国家产生发展和在我国实施及废止的历史可看出，它与一定的经济体制及特定的劳动关系有着紧密的联系，落实好这一制度，是建立和谐劳动关系的基本路径之一，这是在借鉴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劳动关系调节的历史经验、汲取我国过去及近年来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所得出的一条基本结论。     

正确理解群众路线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关系

当前,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中,要提高我国的综合实力,就必须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学习和教育,并将群众路线贯彻其中。二者在本质上都是服务人民、联系群众,并且以实现社会主义价值理念为核心;群众路线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学习教育和推广过程中得以丰富和发展;践行群众路线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都是长期的过程,是曲折中前进的过程。     

新基建机遇下陕西城际铁路发展研究

抢抓新基建机遇,把握国家支持政策,充分认识城际高速铁路对都市圈、城市群发展的重要推动作用,正视陕西目前城际高速铁路发展的短板和问题,加强项目规划引领,加大政策支撑力度,强化建设资金保障,完善循环发展机制,做强做大做优产业平台,构建上下游产业体系,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蓄势聚能。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公共行政学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公共行政学得以恢复与重建,并逐渐确立了其应有的学科地位,从而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取得了辉煌的成就:高等院校公共行政学科学院化,建立了完整的专业教育体系,专业性学术组织蓬勃发展,创办了一批专业学术期刊,积极开展国际学术交流;研究领域不断拓展,研究范式不断转换,研究方法不断改进,话语体系不断构建等。公共行政学的发展在推动我国行政体制改革、构建服务型政府、转变政府职能、培育公共精神、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在没有形成完备的本土化理论体系、研究方法的结构性失衡、公共行政的合法性危机等方面,仍面临较大的挑战。不过,全面深化改革的进一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的逐步提高、互联网与大数据技术的广泛应用,也为公共行政学的发展创造了巨大的发展机遇。未来中国公共行政学的发展要立足现实,及时回应和满足社会变革的需要,创新公共行政学的研究范式与方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行政学话语体系和本土化的公共行政学理论。     

有关官员财产申报观点的评析

官员的个人财产隐私权应让位于带有公共利益性质的公众知情权已经是学界达成的共识。但是，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程序上的粗漏、执行力度的薄弱、司法追究的缺乏使得我国的该项制度基本上流于形式。基于对学界出现的“条件不足”、“时机成熟”、“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等几种关于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观点进行客观分析可知，其建设和推广不可能一蹴而就，但也绝不能以配套制度尚未完善为由而停滞不前，不是条件不足，也不是时机不成熟，利害关系才是关键。因此，应以公共利益为先，本着崇高的公共服务精神，尽快将官员财产申报制推广开来，落到实处。     

在线纠纷解决机制的困境和对策

ODR机制作为一种新生的纠纷解决方式，其在解决小额的、当事人间物理距离遥远的网络民事纠纷方面具有特别优势。而ODR机制存在着受理案件的有限性、提供救济方式的有限性、技术工具的双刃性等价值定位缺陷；存在着信任性不足、接近性难等实务利用缺陷；存在着程序被滥用、实践标准混乱等制度设计缺陷。ODR机制价值定位存在的缺陷是ODR本身所固有的，无法克服；实务利用缺陷和制度设计缺陷则可以通过相应的对策予以消减甚至消除。     

专家参与刑事司法的多元功能及其体系化

从1979年刑事诉讼法颁布至今,专家参与我国刑事司法的制度功能变得开放而多元。专家制度功能的多元化,根源于刑事司法的三重逻辑:弥合法律人与专家之间知识鸿沟的“认知逻辑”;落实公检法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的“权力逻辑”;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与实现控辩平等的“权利逻辑”。从结构主义与整体主义的视角看,当前,刑事专家制度存在明显的体系化缺陷,主要表现为专家制度过度权力化、专家制度功能尚未结构化、专家制度不够规范化。改进刑事专家制度,应当采取体系化路径:首先,将多元专家参与模式调整为鉴定人与专家辅助人二元专家模式;其次,彰显专家制度的“权利逻辑”,矫正过度权力化倾向;最后,构建系统化的专家制度,为专家服务刑事司法创造制度条件。     

论我国侦讯取证的现状与制度完善

侦讯取证与人权保障是案侦活动的两个方面，但它们不是均衡发展的。维护人权观念的崇高，不能也不应掩盖打击犯罪在先的事实真相。侦讯活动与限制人身自由是同步的。考察我国的未决羁押与律师会见，如实供述与不自证其罪，相对的默示沉默权，辩护取证的显形化与规则化，律师在场权与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口供自愿性的证明能力，司法甄别、排除和认定口供的复杂性等问题。回答如何处理证据的法律真实和客观真实、形式真实和实质合理，取证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的关系。它们在侦讯取证制度的完善中，需有相应的配套举措。     

Seeking or controlling the truth? An examination of courtroom questioning practices by Canadian lawyers*

ABSTRACT

The questioning practices of Canadian lawyers were examined. Courtroom examinations (N?=?91) were coded for the type of utterance, the assumed purpose of the utterance, and the length of utterance. Results showed that approximately one-fifth of all utterances were classified as productive for gathering reliable information (i.e. open-ended, probing); less than one percent of all utterances were open-ended. Direct examinations contained more closed yes/no, probing, and open-ended questions. Cross-examinations contained more leading and clarification questions, and opinions. Moreover, cross- (vs. direct) examinations contained more questions with a ‘challenging the witness’ purpose. The longest utterances were opinions, followed by multiple and forced-choice questions. The longest answers were in response to open-ended questions, followed by multiple and probing questions. Implications for the truth-seeking function of the judiciary are discuss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