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能动司法若干问题的思考

在当今中国实行能动司法,面临着司法能动与司法克制两种不同司法理念的争论,这场争论直接关系到我国司法体制改革与司法制度建设的历史进程。历史要求我们在中国司法语境下,从法学理论与法律实践的结合上,客观分析能动司法的比较优势,科学做出能动司法的模式选择,深入研究适度能动司法的价值取向。在此基础上,积极探寻我国能动司法的合理途径和科学方式。     

论我国公证遗嘱适用的效力位阶——以法律的价值理论与民众继承习惯的现实为视角

值此我国《继承法》正被立法机关修订之际,特对我国公证遗嘱适用的效力位阶进行考察研究。确定我国公证遗嘱适用效力的位阶,应当以现代私法追求的"正义、自由、效率、人权保护"等价值观和"以人为本"的目标为引领,结合当代中国民众继承习惯调查反映的民众对遗嘱形式的主要选择意愿,建议修改我国公证遗嘱适用的效力位阶之立法,以期彰显21世纪中国《继承法》具有的时代性、进步性特征,实现我国遗嘱形式效力立法的现代化。     

行政伦理价值向度的校正

行政伦理的内在价值向度对于公共行政的实施以及行政文明的发展和行政体制的改革都具有重要的导向、规范、激励乃至终极眷注的作用,已成为行政伦理建设中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重要课题。以往关于行政伦理价值向度的观点,或者局限于公共行政的工具价值,或者偏重于某一单一的价值原则,使得公共行政或者失去理性价值,或者局限于片面价值。因此,只有构建多维的行政伦理价值体系,才能保证公共行政的科学合理。     

理念之契合：论透明度原则与我国警务公开制度

透明度原则作为WTO首先提出的一项基本原则,它以改善各成员方贸易政策的透明度,提高贸易政策的稳定性与可预测性,避免、减少各成员方之间贸易磨擦的发生为目标。警务公开是政府信息公开在特殊政府机构即公安机关的具体化。从一定角度来看,透明度原则与我国警务公开制度统一于前者所体现出来的公正、公开（透明）、效率等理念和精神的价值取向上。这些理念所承载的警务公开制度同时也是立警为公、执法为民这一制度保障的基础。     

再论"法律至上"

中共十六大政治报告中,再次把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时期治国的基本方针加以确认。依法治国的理念已深入人心。而要确立依法治国的治国理念,就必须树立起法律至上的观念,它是实现现代法治的观念基础,也是评价现代民主政治国家的基本准则。对于法律至上观念的理解,不仅要从法律自身来理解,而且要从社会关系的层次上,从人们的理性选择等角度进行深层次的考虑。正试图从现代法治的理性选择的角度论证这一问题。     

传承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法学在中国

在社会进步和法律发展的进程中 ,人的发展、方法论的创新以及多元化一直是并且依然是社会的关注点 ,更是马克思主义法学的时代主题。中国马克思主义法学在新世纪的基本走向是“回到马克思”。立足于民族与历史 ,马克思主义法学对“全球化”作了精辟的阐述 ,“现实的个人”是同全球化一起成长的 ,而法律全球化与经济全球化密切相关 ,在法律全球化过程中 ,特定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制度受到的冲击也是必然的。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全球化意义在于 :在法律改革与国际接轨的过程中 ,我们要主动适应、积极参与 ,而不能被动地适应和接受。     

依法行政的宪政之维

依法行政与宪政都是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 ,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对依法行政的宪政分析应深入于 :从宪政的高度对行政权进行科学定位 ;树立“政府职责本位”的宪政观 ,进一步厘清行政权的实质和根源。社会转型对政府行政的时代要求乃是 :从全能政府到有限政府 ,从管制型行政转向服务型行政 ;促进行政控权机制和价值的新发展 ;加强反腐倡廉 ,健全监督体制和机制等。加强依法行政 ,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宪政建设应包括 :建构诚信政府 ,强化人民政府为人民服务的根本责任 ;健全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制度 ,推进我国违宪审查制度及机制的建设和严格依法行政 ;加强行政程序法制建设 ,促进国家权力的规范化运行进程 ;发展非政府组织并加强其法律规制 ,增强市民社会的自治能力等。     

合同解释中的司法能动与克制

法官对合同的解释无法脱离其能动性,而主观性的解释须以客观性为目的。当法官在合同解释出现障碍时应恪守两个标准：理性第三人标准和社会公共利益标准。同时,必须对法官的能动性予以下列限制：法官在适用理性第三人标准时,应尽量避免以所谓的＂理性第三人＂之名而作出偏离缔约人真意的解释;法官在合同解释中的自由裁量权要受合同解释规则、合同文本内容、法官职业共同体之规则、公平、正义、诚信等基本原则的限制。     

“大调解”机制中法院的角色定位

"大调解"纠纷解决机制在基层实际运行状况如何,法院参与构建大调解机制是否存在必要性,从实然和应然的角度对法院在"大调解"中的地位进行分析,法院的角色定位为"参与者"可能比较合适,在"大调解"机制的运行中承担指导服务和保障作用。     

The sociology of the sociology of law: A view from economics

The sociology of law appears to be a weak field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comparison to other indisciplinary fields of legal study, notably economic analysis of law. Although American legal sociologists have done important empirical work, particularly on the litigation process and on the legal profession, the focus of American sociology of law has been narrow, theoretically limited, and, empirically, limited in both scope and method. These deficiencies may reflect the methodological limitations of Max Weber, the most influential figure in the history of sociology in general and sociology of law in particular. The failure of legal sociologists to borrow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tools from sociologically minded economists such as Gary Becker is especially regrettable, and may be due to inaccurate perceptions of the political valence of economic analysis of law, sociology's traditional skepticism about the knowledge claims of other disciplines, professional envy, and misunderstanding of the economists' conception of rational cho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