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制度改革 --我国二元户籍制度的形成、弊端及其改革原则

户籍管理与限制人口迁移政策相联系,与粮油制度相挂钩,与福利制度相结合构成了我国独特的二元户籍制度.其主要弊端表现为现行户籍制度体现出世袭身份等级的特征;造成城乡居民选举权的不平等;城乡居民就业权的不平等;限制人口合理流动等.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今天,其改革原则应以推动人口合理流动和以人为本为改革原则.     

非婚同居的规制不会冲击结婚登记制度

结婚登记制度是非婚同居产生的制度条件,非婚同居不是对现行婚姻制度的冲击,非婚同居制度与结婚登记制度可以相得益彰。法律保护非婚同居,虽在一定程度上弱化婚姻法价值导向,但并没有动摇婚姻的主流地位,破坏家庭法目标的实现。婚姻危机无法缓解,并不能因此归责于法律承认和保护了非婚同居,而应正视和反思婚姻制度自身所面临的问题。法律对非婚同居的承认,并不排斥婚姻制度,人们根据自身的需要选择不同的两性结合方式。婚姻依然是人类自我延续和子女健康成长的必不可少的组织,应将婚姻置于优先保护的地位,赋予婚姻与非婚同居不同的待遇,婚姻家庭模式的主流地位得以巩固。     

城乡统筹条件下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法律问题研究

农村建设用地使用权属于用益物权.国有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以自由进行市场交易,而农村建设用地使用权则受到较为严格的法律制约.土地确权登记应定位于确认证据事实等民事法律行为的具体行政行为.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取得包括原始取得和继受取得.因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所获得的收益,国家可比照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征收相关税费,直接按照一定比例提取收益似显不妥.要加强土地规划的执行力度,土地规划的实施要着眼于基层.严格进行土地用途管制,以用途引导用地.     

不动产登记簿错误之类型与更正登记

不动产登记簿错误可以分为权利事项错误与非权利事项错误。权利事项错误意味着登记簿上对不动产物权的归属和内容的记载不正确,而非权利事项错误则是指那些不涉及物权归属和内容的登记簿错误。二者在是否会对物权构成妨害、是否导致善意取得以及更正登记的程序上完全不同。我国《物权法》第19条区分了这两类错误,并确立了不同的更正程序与要件。当不动产登记簿上存在权利事项错误时,应由利害关系人行使更正请求权请求登记簿记载的权利人同意更正。如果权利人拒绝的,更正请求权人应诉请法院或仲裁委员会解决该民事争议。原则上,只有法院、仲裁委员会的生效法律文书才属于证明登记确有错误的证据,登记机构才能据此进行更正登记。但是,对于非权利事项错误,权利人可以通过提供证据证明登记确有错误而申请更正登记,登记机构也可以依职权进行更正登记。     

农民工城居子女义务教育问题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民工城居子女的义务教育问题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农民工城居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存在的问题折射的是体制性问题,与我国的户籍管理、财政制度、税收政策、社会保障、公民权利等一系列问题密切相关。保障农民工城居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亟需中央和各级政府更有效地对此承担起责任,为农民工城居子女的义务教育提供制度保障和政策支持。     

迁徙自由下户籍制度改革的构想

迁徙自由为公民所享有的基本权利之一,而迁徙自由在我国法律制度中的地位则经历了一个曲折过程。基于迁徙自由的户籍制度改革,必须重视对城乡统筹的指导,必须重视迁徙自由时机成熟的确立,必须强调自由与权利的相对性、身份与权利平等、权利与义务对等、所有权益获得是渐进分步式的。     

我国房地产登记机构赔偿责任的法律思考

房地产登记机构的赔偿责任是我国当前不动产物权登记立法中的重大、疑难问题之一,理论上对此也多有纷争。从我国房地产登记的立法精神以及实践做法来看,登记机构的赔偿责任应当认定为以过错归责为原则的国家赔偿责任。在共同责任形态下,应当根据侵权责任法的原理科学分配登记机构的赔偿责任形态。同时,应当借鉴国外经验,适当限制房地产登记机构的赔偿范围,并建立以专项赔偿资金为主体、以追偿和罚款所得为补充的资金保障制度。     

不动产登记机关登记错误赔偿案件的法律适用

我国关于不动产登记机关承担责任的立法,先后呈现了不同阶段与时期的变化与发展。登记机关的错误登记行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还是行政赔偿责任,不同的法有不同的规定。《物权法》的实施,再次将民事责任与行政责任的交叉适用纳入公众视线。在法律制度没有改变不动产登记行为行政性质的前提下,在我国不动产登记法、新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出台之前,涉及不动产登记业务而引发的赔偿案件,仍应适用现有的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来判定不动产登记机关的赔偿责任。     

论政府对社会组织管理的机制创新——“民办非企业单位”引发的行政法思考

民办非企业单位是现行法的一个称谓,属于社会组织的范畴。政府对民办非企业单位实行双重许可,体现了管制的社会管理理念。顺应行政社会化趋势,国家应当鼓励和扶持社会组织的发展,实现管理体制、方式和理念的创新,建立起合作伙伴关系,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协同作用。     

我国《物权法》登记对抗与登记生效模式并存思考

作为公示的一种重要方式,登记规则在物权法尤其是在不动产物权变动中有着相当重要的分量。我国在物权变动登记规则的问题上实际上采取了登记对抗模式与登记生效模式并存的做法,但其立法理由经不起推敲。登记对抗模式与登记生效模式共存的问题在本质上是物权变动的意思主义和形式主义共存的问题。而登记对抗模式及其背后所反映的意思主义物权变动模式与物债二分的五编制民法体系不相协调。未来立法终将并且必须贯彻登记生效模式以与现有物债二分的民法体系相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