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方法与法学研究

在科学发展史上,方法论的突破往往带来科学发展的重大突破。历史地看,“实证”研究是一个在社会科学的发展中被扬弃的概念,科学的提法是“经验研究”。经验方法以定量研究为主,强调科学研究必须以客观观察所获得的准确资料为基础。在法学研究中,经验方法只适用于研究与效用有关的问题,不适用于研究与价值有关的问题。进行经验研究,必须完成一个话语体系的转变,即从理论思维或逻辑思维转变到数量形式的思维。     

刑事政策与刑法关系的应然追求

刑事政策与刑法的关系一直是个争议问题.在刑事法治观念日益深厚而刑事政策地位日隆的今天,讨论二者的关系意义尤其重大.刑事政策与刑法关系的核心,是在区别二者前提下的互动、制约、促进关系.刑法对刑事政策的制约主要涉及刑事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这是法治的要求,是权利保障的要求;刑事政策对刑法的指导主要体现在法律的制定、实施和法律变革上,这是时代发展的要求,也是社会防卫的要求.而倡行法治、保障人权是刑事政策和刑法都应该奉行的基本原则,是已为现代法治国家的刑事司法实践所证实的理性选择.     

民间法文化的价值与儒学在其中的意义

民间法的研究需要解决其文化基础问题，这是民间法研究的合理性之根据，必须明确对民间法文化基础进行思考的价值。传统儒学文化作为民间法文化基础，为其提供了有价值的思想。     

试论公安机关行政执法转型

在计划经济时期公安行政执法取得了很大成效。随着我国社会的快速发展,经济体制在转型,政治体制在完善,政府职能在转型,为此公安行政执法必须加快转型,以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推进和谐社会建设。     

引渡中的双重犯罪原则及其发展

随着引渡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出现了一系列引渡原则。双重犯罪原则是其中重要的原则之一,它对于国家相互之间开展引渡合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自身的发展又促进着引渡制度的发展。我国《引渡法》和中外双边引渡条约也确定了这一引渡原则。     

中国期货业人才培养问题的战略思考

始于2008年的金融危机不仅没有对属于衍生金融领域的中国期货市场带来显著的冲击,反到在2009年全面唤醒了国内现货产业的风险管理意识,掀起了期货市场空前高涨的扩容要求,2010年股指期货推出进程的加速更是为中国期货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元素和增长极.在不期而遇的历史机遇面前,中国期货人才在数量、结构和素质三个层次上的全面匮乏却凸显为期货市场扩张的首要矛盾.在这一背景下,中国期货业协会开行业之先河,在京举办了"全国高校期货教学与人才培养研讨会",围绕期货"产学研"结合经验和期货教学经验交流两大主题,齐聚全国50余所高校近百名学者和期货业界数十位高管,共同研讨期货业后备人才培养大计,以期推动以往期货市场以产带学的被动发展格局向以学促产的主动发展模式过渡.大会总结并推广了期货领域"产学研"结合方面学历教育(光大期货-天津商业大学模式)、后续教育(长城伟业期货-北京大学模式)、课题研究(南华期货-浙江工商大学模式)、共建基地(珠江、广发期货-华南师范大学模式)等四大成功模式,集中反映当前期货业与高校之间交流合作的最新建设成就,为以期货业协会为龙头打造适应中国期货业蓬勃发展势头的"官产学研"互动提升机制奠定了基础,明确了方向.     

抉择于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法律解释——源于对“法官经商案 ”的再思

在“法官经商协议有效案”中，法官认为被告所签经商协议之效力不因违反法官不得经商之法律规定而无效，其中所隐含的法律解释逻辑及深层理论基石是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之间的博弈——兼顾法律规定字面含义而符合法律体系划分所体现的法治精神的温和的实质合理性。从法经济学的角度观之，此种解释的当代合理性在于实现了效益最大化。     

公安行政许可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公安行政许可是公安机关进行治安管理的一项必不可少的措施。公安行政许可正处于由传统审批模式向许可模式转变的过程中,许可工作本身存在着设定滥、程序乱、重审批、轻监管的现象,同时,作为公安行政许可的执法警察也有权力寻租、受贿等不法行为。《行政许可法》的颁布对规范公安行政许可有重要意义,对改变警察执法观念,进行廉政执法,提高工作效率有积极作用。     

青少年法治意识养成中的家庭因素

家庭因素是青少年法治意识养成的外在关键因素,具体而言应包含家庭主体因素、家庭成员因素、家庭关系因素、家庭环境因素等。要想培养青少年形成完善、健全的法治意识,最现实的做法就是先使其形成正确的法治观念,使家庭的"有意培养"转化为青少年无动因的自然依从,使他们从对法律理性认识基础上产生法治理性心理。     

也谈环境伦理学“真理化”的批判——公共领域的环境伦理问题研究之一

有学者撰文对环境伦理学进行批判,指出它是浪漫主义、西方主义、虚无主义的化身;在法学界,其"真理化"倾向比较严重,使环境法学者脱离社会现实,不利于中国环境法律建构与环保实践。笔者认为环境伦理学并没有"真理化"的自我标榜,其本身具有存在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在论证逻辑方面,"自然主义谬误"问题的消解补充了其逻辑缺陷;在道德法律化、法律道德化日益凸出的背景下,环境伦理学促进了环境法学由"浅绿色"到"深绿色"的转变。同时,在环保实践方面使人们学会了"伦理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