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律的有限性

法治社会至少是目前为止的一种理想社会状态,随着和谐社会观念的提出,法治社会进程或多或少迟缓了脚步,但其缓慢的进程恰恰是反思法治、改进法治继而为加快发展的时机。正如快速的奔跑难以容下迷思而闲庭信步催生灵感一样。过分对法律的迷信和过分对法律的轻慢均是法律建设不可取的态度;揭示法律的有限性并试图寻找克服其有限性的方法,是法律建设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     

社会转型、法制化与法院调解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的法化程度不足,依法审判并不尽如人意。由于社会革命和政权建设破坏了传统的地方自治共同体,经济体制改革又瓦解了单位制,使得依赖于共同体和社会性制裁的民间调解难以恢复历史辉煌。经过几十年法制化的浸染,司法权威获得了社会的基本确认。调解与司法两个元素发生耦合,是法院调解在持续萎靡之后又在新世纪复兴的根本原因。但由于司法政策与程序制度之间出现断裂,法院强调调解出现了自我消解的危险趋势。只有继续加强审判制度建设,理清审判与调解的相互关系,并确定二者各自应有的相位,方是利用调解化解纠纷、满足转型时期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向法治迈进的基本路径。     

论行政执法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构建

由于行政执法程序是行政诉讼的先前程序之一,其证据的取得是否合法不仅影响到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和行政执法案件的质量,同时也关系到社会秩序是否能够有效地维护。完全照搬诉讼法上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可能不完全适合我国行政执法的现状,所以,针对行政执法的现状,研究、确立一种行政执法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于规范行政证据的收集将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试析直接言词原则的理论基础

直接言词原则在确立之初不仅体现了反封建的政治要求以及人类理性和正义观念的发展要求，而且具有更深层次的理论基础。该理论基础主要表现在程序正义、私法自治原则和维护既判力效果三个方面。     

论由主权者产生的法律

文章从对哈特法概念的分析推导出＂实证法＂与社会可能具有的紧张关系,并按波斯纳的观点,把实证法的构成者：制定法、先例,以及自然法观念,都仅仅看成是法官分析案件的信息,提出了法律就是在一定的社会秩序中由立法机关（包括制宪机关）和司法机关产生的规范产品,并突出由主权者（人民）形成的社会背景结构。     

论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权利政治——权利方法、观念与实践

政治演进的基本历程可以归结为：由“权力本位”向“权利本位”的范式转换。先验的权利论证方法站在权利政治的基本立场上，通过追思“人应该享有什么权利”，形而上地来论证权利的存在。独立战争的胜利是一个继往开来的权利事件，它不仅圆满了一个“权利政治化”过程，而且开启了一场更为持久的“政治权利化”历程。自然法学说在北美的兴起并非偶然，而是历史与逻辑的必然统一。自然权利观，作为北美人们对于“权利”的基本认识与体悟，构成了权利政治的逻辑前提。权利政治肇始于自然法和自然权利的政治实践。     

论民事诉讼法与民事实体法的关系——以消费者权益保护诉讼为考察对象

在现代社会中,民事诉讼法与民事实体法应该是和谐统一的有机整体,它们为着共同的目标——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在诉讼中互相影响、互相衔接、互相作用。正是基于这种理念,本文以消费者权益保护诉讼为具体考察对象,试图对消费者权益保护诉讼程序的具体构建提出相关立法建议。     

和谐社会构建中“以人为本”思想的法理解读

马克思“以人为本”的法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该法应以普遍的人性为本、以自由为本、以权利为本、以个体为本。法治的道德起点和最终归宿就是人本身，因此法治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制度，法治的历史便是人类对自己本身认识的历史，是追求人类自我解放和人的价值的历史。     

协调视角下的中国社会救助立法

《社会救助法》要实现立法宗旨,需要体现协调的理念,运用协调原则指导法律制度的构建。我国社会救助立法需要协调与民事法律的关系,与劳动法律的关系,与社会保障其他法律的关系以及《社会救助法》内部各项救助制度的关系。     

在法与社会的流变中探寻和谐支点

时移世易、变法亦矣,不变则废。法律制度作为社会大变革的制度因素,自然会随之发生巨大的转型,冷静梳理中国社会与中国法律的变迁过程,发现二者间的关联互动脉络,寻求动静之中的和谐,动中求稳,变中求中,将有助于适合中国的法学理论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