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规民约的实施与固有习惯法——以广西壮族自治区金秀县六巷乡为考察对象

广西壮族自治区金秀瑶族自治县六巷乡瑶族的村规民约受到瑶族固有习惯法的深刻影响,在保障实施、处罚方式等方面明显体现瑶族固有习惯法的痕迹,瑶族村规民约实施的观念、机制与固有习惯法一脉相承,瑶族固有习惯法通过村规民约形式在当代瑶族地区发挥作用。     

论中国法、伊斯兰法和印度法对东南亚的影响

东南亚地区是一个具有相当特殊性的法域,古老的习惯法、古代中国法、伊斯兰法、印度法在这一地区混合,其情形十分复杂、混乱。概括起来,有如下特点:中国作为东亚和东南亚文明的轴心,中国古代法对所有东南亚国家均产生了普遍、深远的影响,但越南、新加坡等国受古代中华法系的影响要大一些;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文莱等以信仰伊斯兰教为主的国家及菲律宾南部地区则受伊斯兰法的影响较大;三是在地理位置上靠近印度的缅甸、柬埔寨、老挝和泰国则受印度法的影响较大。     

中国古代法中的禁榷因素——以禁榷对刑事政策的影响为例

中国传统的禁榷制度对国家财政、人民生活乃至整个中国法律传统都有深刻的影响。禁榷制度的实行导致了中国古代大量的行政犯，相关刑事政策非常残酷；禁榷制度还极大压缩了古代民众的民商事活动空间，抑制了自由平等的民事契约精神。     

比较法、因特网与法律趋同化

比较法具有无穷的魅力，可以促进法律和人类的进步。有学者认为比较法的目的是创建共同法，但这种观点过于理想化。将比较法的目的定位在促进法律趋同化是较为合理的。法律趋同化具有历史必然性，而比较法可以促进法律趋同化走势的加强。因特网为比较法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法律资料，使比较法得到了蓬勃发展，从而使法律趋同化走势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同时，因特网本身促进了各国文化的趋同，这从另一方面推动了法律的趋同化。     

"纯粹法学"视角下的立法权正当行使及其批判

立法权正当行使的判准不能由立法权权力本身来证明,它的判断标准不在于法律的"实证性",更重要的是需要突破"法条"回归立法的"社会"维度。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探讨凯尔森的"纯粹法学"对立法权正当行使的影响,并揭示其理论的限度就显得十分必要。哈耶克和莱奥尼对凯尔森的理论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哈耶克从社会理论出发认为立法权正当行使不能超越内部规则,而在莱奥尼看来,立法权正当行使应当来源于个人的诉求。     

国家助学贷款政策法律分析

助学贷款政策是国家为了利用金融手段支持高等教育体制的深化改革,促进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举措。实施9年来,资助了300多万贫困学子完成了学业,受到人民群众的普遍欢迎。但是,这个政策从实施那一天起就伴随着银行惜贷,学生违约等制约助学贷款制度的良性发展的问题。从法律层面上分析,提升国家助学贷款的立法层次、完善制度设计、厘清各种法律关系,明确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是实现助学贷款制度良性循环的良策。     

法治话语、法律议论的公众型构过程与背景——以社会诉讼为载体

将民主讨论的过程及其效果置于特定语境之中,并引入到“社会诉讼”的分析手段中解读,可以发现法律议论的型构过程是复线并动态互构的,理想逻辑与社会伦理的讨论场景下的博弈效果呈现非均质的状态,并以对话方式走向沟通与共识。     

"以人为本"与"依法治国"的价值定位

“以人为本”与“依法治国”有密切的关系,主要是基于“以人为本”确定依法治国的目的性价值及“以人为本”思想有助于真正推动法治的实现两个方面。     

金融性与国际性：国际金融法本质特征之所在

国际金融法这一概念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其调整对象具有金融性和国际性。从金融的内涵看,资金融通是金融的初始和基本的本质特征,但当代只有将金融界定为虚拟经济才能容纳全部的金融实践。金融性将国际金融法与研究国际关系问题的其它学科或科学区分开来。从外延看,金融涵盖货币、银行、证券、保险等,国际金融法相应地包括以上领域的制度。由于WTO将商业存在作为金融服务提供的方式之一,传统的"国际"标准暴露出其局限性,因此,国际性应将外国在东道国建立商业存在而发生的各类金融关系包括进来。国际性将国际金融法与国内金融法区分开来,而金融性与国际性的结合使国际金融关系成为国际金融法独有和特定的调整对象。     

Free Expression,Pre‐Crime and Counter‐Terrorism Legislation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Counter‐Terrorism and Border Security Act 2019 and how this new piece of legislation undermines fundamental human rights, including those protected in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UDHR). It considers in particular how the new act criminalises behaviour with a wide sweep, to include behaviour that is not in itself criminal, but might be indicative of future criminal intent. As a result, the act restricts the right to freedom of speech and to liberty in a manner that is neither necessary nor proportion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