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福建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改革与创新

新时期的福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要在治理理念、运行机制和有效载体上不断创新。在理念上，要正确认清省情，科学分析治安形势，不断创新“平安福建”建设的方略，从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要求上来谋划平安建设；在机制上，要构建大综治格局、完善大调解机制、创新大服务模式、健全大防控体系、构筑大基础平台；载体上，有十户（厂、店）联防、中心户长制、“大调解”、治安捆绑问责制等有效载体和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新模式，以及全方位、多层次的大防控体系。     

古代官宦之家教子义方的现代价值

家庭教育作为华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价值之光闪耀其中。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不管是古代官宦家庭还是现代领导之家，因其特殊的社会政治经济地位，尤其需要正确的教子方法。尽管随着时代变迁，传统家训教化内容、途径和方法有许多已落后于时代，但作为一种民族传统文化，其基本内核仍具有现实意义。     

贞节观念历史演进轨迹的重构——汉唐间贞节观念的不断加强

与传统看法不同的是,重建历史演进脉络之后的研究发现,汉至唐的千年时间内,贞节观念呈现出渐次加强的趋势。社会精英分子越来越强调作为妇德之一的贞节,政府不断加大对贞妇的褒奖力度,民众对贞妇的崇敬与日俱增,贞妇的社会地位日益提高,妇女守节的自律性日益增强。汉唐间贞节观念发展的过程就是作为人伦秩序的夫妇关系被融入帝国统治秩序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贞节逐步获得了与孝、忠同等的地位,并与之共同构成维护帝国统治的三根支柱。     

古希腊哲学中的灵魂问题初探

在古希腊哲学中,从泰勒斯、毕达哥拉斯到赫拉克利特、德谟克利特,再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对灵魂问题进行了阐释,分别赋予灵魂概念以物质、精神、运动、认识论和主体性的意义,并以灵魂问题为切入点,在人类认识史上开启了哲学基本问题的研究,从而使灵魂问题成为古希腊哲学中一个重要的基本问题.     

论影响我国政府效率的深层因素

在探讨影响我国政府效率的深层因素的时候，木文将制度本身视为一种生产性资源，并且具有稀缺性；其次行政理念的错位与步入误区，造成政府效率的精神动力不足；然后论及公共服务社会化程度过低，社会化效率不足。     

论实证主义界域的数学心理观

作为“主义”的实证论应该被人们所唾弃，但是，作为方法的实证研究依然具有时代的生命力。为了实现科学的有效实证，从孔德到马赫、再到卡尔纳普等三代实证主义，在人类心理的数学属性问题上克服了黑格尔时代之前的朦胧与局限，展现出扬弃与继承的从含混到明晰、从矛盾到统一的数学心理观思想与体系。纵观实证主义的发展历程，应该承认实证主义界域下的数学心理观思想沾染着历史的尘迹，但是，面对百年隆昌的心理实证研究，它的实证方法与探索精神依然能为人们探寻人类心理的数学属性提供丰富的营养，并为当代实证心理学、脑科学、认知科学重新审视浩繁而庞杂的心理学实证资料掀开全新的视野。     

1954年宪法的观念体系

在中国宪政建设的过程中 ,如何正确认识 1 95 4年宪法 ,吸取 1 95 4年宪法的经验和教训显得极为必要。目前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认识 1 95 4年宪法 ,或者说以什么样的观念和方法来分析1 95 4年宪法才更有价值。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有必要将研究视角转向对 1 95 4年宪法的价值和观念层面的分析 ,使我们对 1 95 4年宪法的认识更加客观和理性 ,通过对观念体系的分析揭示 1 95 4年宪法对我国现代宪政制度产生的影响。     

天职观对资本主义的影响——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脉络探析

本文试图分析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的内容脉络.文章从新教教义及其伦理思想的核心内容--"天职观"出发,将其影响主要分为对资本主义的生产力(物质)和对生活方式(精神)这两个方面的影响.     

论民法理念及其现实意义

民法理念是民法的最高价值与终极宗旨,具体表现为私权神圣和私法自治,其形成有着经济与人文基础。由于长期的封建历史传统、商品经济不发达、公法优位、泛道德主义与重刑主义严重等原因,我国没有形成私法传统,缺失民法理念。民法理念对于引导民法典的制定、培育私法文化、促进经济发展与政治文明具有重要的意义。     

我国反腐败模式的变迁及其折射的社会治理理念转向

建国以来我国反腐败运动经历了四种不同的模式:权力反腐模式、规制反腐模式、综合反腐模式、预防与惩治反腐模式,不同模式之间有交叉、重合,但主旨及重心大相迥异,不同模式之间的转换不仅是历史情境的需要,也折射出社会治理理念的转向。权力反腐模式的核心是以权力压制权力,其反映的是浓郁的人治色彩。规制反腐模式是依赖法律法规和制度来反腐败,其反映的是从人治向法治的转变,但这一转变并不彻底。综合反腐模式是针对权力寻租普遍、腐败逐渐隐蔽、巨大等特点而采取的一种国家、社会、个人相结合的反腐模式,其主要特征是广大民众在反腐败中的作用得到大幅提升。预防与惩治模式严格来说不是一种独立的模式,强调惩治的同时更注重预防,立足于反腐败的同时更强调廉政建设,这一模式要求对权力深度限制与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