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离婚损害赔偿制度

《婚姻法》修正案确定的离婚损害赔偿制度,赋予了离婚案件无过错当事人寻求司法救助的权利。这是我国立法史上的一大进步。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法理依据是公平、正义;离婚损害赔偿需具备法定构成要件;离婚损害赔偿的责任主体为有过错的配偶,请求权主体为无过错方。我国离婚损害赔偿制度仍有缺陷,应从立法上加以完善。     

知情权与侦查法治

知情权是现代民主法制社会中公民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我们应该正确认识侦查工作“透明化”的利弊,既要顺应法治潮流,赋予公众对侦查工作的知情权,又要规定一些必要的限制,在保障公民合法权利实现的同时,保证侦查工作的顺利进行。     

善意取得与无权处分的冲突协调——兼评《物权法草案》善意取得之规定

善意取得与无权处分是相互区别与联系的两种法律制度。《民法通则》未规定善意取得及其与无权处分的关系。《合同法》关于无权处分的规定存在疏漏并与善意取得的适用有冲突,应通过合理的制度设计予以理顺。物权法草案中善意取得之规定有待进一步检讨和完善。     

论探望权

2001年新修订的《婚姻法》第38条规定:“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有探望子女的权利,另一方有协助的义务。行使探望权利的方式、时间由当事人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可以说,探望权的明确规定,是我国婚姻家庭立法的一大进步,它一方面为父母亲权的行使提供了法律保障;另一方面也更有利于父母离异的未成年子女健康成长。然而,我国《婚姻法》对探望权的规定仍然过于笼统,许多问题还需进一步的澄清和完善。     

对采矿权客体的系列甄别

通常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不特定的、包括地下部分在内的组合体、抽象的矿产资源、地壳中的不动产等.由此而将采矿权归属矿业权、特许物权、准物权等形成虚无的物权体系.通过逐一甄别认为,采矿权的客体是单一而特定的矿产,采矿权人对矿产支配的权利状态具有自物权属性.     

经济法主体论纲

现有的法主体理论注重从外延来界定法的主体,这必然会导致法主体的缺损。法主体的认知逻辑可以是:先从本质层面来界定法主体的内涵,再从现象层面来界定法主体的外延,法主体的外延具有相对的开放性。经济法主体研究在遵循上述认知逻辑的基础上,可追问并扬弃经济法的本体论,立足于解析生产方式的变更所导致的人类社会行为和社会关系的变化并抽象出经济法调整的社会关系——增量利益关系。增量利益源于剩余劳动的创造,可将劳动力权人作为经济法主体的内涵,而将自然人和自然人的组合作为经济法主体外延,并进一步对企业、国家、社会中间层等自然人组合的经济法主体属性进行分析。     

确立检察机关拘留权之构想

拘留权是决定和执行拘留的权力。根据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拘留统一由公安机关来执行,检察机关只有对自行侦查的案件在特定情况下的拘留决定权,而没有拘留执行权。这就使检察机关在侦查实践中处于相当被动和尴尬的境地,影响了侦查程序的顺利进行,进而影响了诉讼的效益。应当尽快赋予检察机关一个完整而又名副其实的拘留权。     

看得见听得到的正义--论侦查阶段律师在场权制度的构建

律师在场权制度的模式大致可分为实质在场和形式在场两种类型.尽管由于立法理念和司法实践的差异,各国对于律师在场权制度的具体规定有所不同,但都将其落实在侦查阶段.律师在场权制度在我国的确立具有丰富我国刑事诉讼基本理论和保障犯罪嫌疑人基本人权的理论和实践功能,确立该制度对于实现刑事诉讼的目的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但在中国一步到位地建立该制度,无论从理念转换还是制度设计上来看都是非常困难的.鉴于律师在场权在侦查讯问时的积极作用和在整个刑事诉讼中的制度性功能,在未来的刑事诉讼法典再修改过程中应有步骤地建立这一制度,并通过立法技术等手段来克服实践中有可能出现的问题.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几个法律问题

人工授精、试管婴儿、代孕等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迅速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育观念,也带来了一系列的法律问题。我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立法并不完善,因此,应明确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生育权主体及人工生育子女的法律地位,以促进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健康发展。     

代位权制度的法律冲突与准据法——兼及我国涉外代位权准据法的构建

我国已在1999年合同法中建立了代位权制度,涉外代位权问题的法律冲突和法律适用问题值得研究。从功能比较的意义上看,两大法系都有类似的制度,但在立法目的和政策、代位权行使的程序、代位权的性质、内容等方面又有诸多差异。通过比较研究各国有关代位权法律适用的立法,提出涉外代位权法律冲突应重叠适用债权人与债务人关系的准据法和债务人与次债务人关系的准据法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