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约论、市场经济与警察角色

警察角色的内涵主要是由政治文化来决定的.而决定政治文化的最根本力量在于特定社会的经济条件,因此,当经济形态发生变化时,政治文化也会或早或迟地发生相应的变化,从而影响警察角色的变化.本文从政治文化(契约论)、市场经济对警察角色的作用入手分析警察角色的规范化问题,认为由于市场经济具有契约性,所以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要求警察角色必须发生相应的变化.     

山东文物旅游客源市场结构与游客行为调查分析

结合问卷调查,对山东文物旅游的客源市场结构和游客行为特征作了初步的分析。其中客源市场结构分析包括性别构成、年龄构成、职业构成、教育程度构成和收入构成等,游客行为分析包括区外交通选择、目的构成、消费构成、组织情况构成、逗留时间构成、信息获取渠道、游客的重游率和满意度等。这两方面的研究将有助于山东文物旅游的市场开拓战略和旅游政策的制定。     

中国警务经济理论的研究思路和现实意义

警务资源的稀缺性与社会对于警务需求的无限性决定了两者之间不可弥合的矛盾和差距,在有限的国家财政投入下,我国社会整体的警务需求没有得到充分有效的满足和实现。长期以来,我国警务经济理论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科学系统的研究,致使警务部门存在诸多不经济、低效率、高成本、高浪费的现象,这不仅不利于有限警务资源的合理配置,也阻碍了警政部门长期目标的实现。因此,研究警务经济理论并对警务实务进行科学引导应成为当务之急。     

新发展格局下我国数据要素市场培育的逻辑机理与推进策略

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关键生产要素,数据要素通过市场化配置参与到社会再生产全过程中来,在促进各类资源要素流动配置、畅通国内国际经济循环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培育数据要素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内在要求和必然选择。首先,在内涵界定和特征描述的基础上,阐释了数据要素市场培育助推新发展格局构建的内在逻辑机理：一方面是通过畅通要素循环推动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另一方面是通过增强经济韧性支撑国内国际经济循环畅通。其次,着眼于数据要素的产权界定、市场化配置、市场开放共享和参与分配四个方面,归纳出新发展格局下我国数据要素市场培育的制约因素。最后,针对以上制约因素,分别提出要通过加强数据确权、建设高标准数据市场体系、扩大数据开放共享、实现数据参与分配来培育数据要素市场,从而为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有力支撑。     

报警服务运营机制研究

报警具有服务的属性,其服务主体的企业化、市场化是我国报警服务业能够长期、良好、稳定发展的必由之路;报警服务运营规范是报警服务社会化、网络化的基石;报警服务保障机制的建立是使其可持续性发展的必要保证。     

论行政垄断的法律规制

现阶段,我国没有制定专门的反垄断法,现有的一些反行政垄断规定散见于众多的法律、法规和规章中,立法层次低,权威性不够,没有构建一个有机联系的反行政垄断法律体系。为了完善我国反行政垄断的法律制度,必须建立以反垄断法为核心的行政垄断法律规制体系。     

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认知与现实路径

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是历史的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显著优势,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新时期,应紧紧围绕"政府和市场"关系这一核心问题,按照"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要求,多措并举,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防疫用品市场管制理路

作为一种公共干预,管制通常是对经济事件或市场失灵的特殊回应。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防疫用品市场管制基础在于防疫用品的公共性和外部性。管制必须于法有据,这就需要以相应的管制立法为前提。为有效化解法律稳定性与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所要求的及时性、灵活性的矛盾,政府需要着眼于供给和需求两端,立足防疫用品生产、销售、消费三个环节,依据相关立法遵循法定程序,出台相应的管制政策。     

2018年以来地方市场监管机构改革之探——以云南省Y市为例

2018年3月,《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发布,拉开了新一轮机构改革的帷幕。作为改善营商环境的重要抓手,市场监管体制改革也全面展开,并向地方改革的纵深推进。改革以来,地方监管任务增多但监管资源保障不足,监管专业化趋势强但基层监管能力不配套,监管责权一致的要求与监管部门职责不明依然有矛盾,监管的优化服务需求高但监管服务品质不够,监管更需要协同共治但监管力量依然分散,地方复制中央机构设置但编制、资源、能力无法与之相匹配。地方监管体制改革,要以监管功能为导向,条块协同为方法,加强新时代监管人员的能力建设和组织学习,打造灵活有力、目标清楚、多级、多元参与的监管模式,实现监管的共治共享格局。     

解析美国的半导体产业霸权:产业权力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20世纪中期,美国出于军工需要孕育产生了最早的半导体产业,并长期执世界之牛耳。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半导体技术逐渐向全球扩散,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等东亚经济体先后在该领域崭露头角,半导体产业的全球发展格局也从"一枝独秀"转变为"百花齐放"。然而,近年来美国在半导体领域对中国高科技企业尤其是对华为的强力打压表明,尽管半导体的产业分工已高度全球化,而且美国本土的半导体生产和制造也确实相对衰落,但美国在该产业仍拥有十分强悍的霸权地位,且主要体现在其产业控制力而非产业竞争力上。美国对中国发动的规模空前的"芯片战争",不仅对相关企业的发展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而且对整个中国信息与通讯产业的升级都构成了严重阻碍,彰显了美国巨大的产业权力。美国这种产业权力源于其对半导体产业在技术链、金融链和消费链三个方面所拥有的强大控制能力,这种产业控制力并没有因为其产业竞争力的衰退而有所减弱。它们具体分别体现为在产业链关键环节对核心技术和高端研发的控制,对主要半导体企业在融资渠道和股权结构方面的控制,以及作为世界最重要的半导体产品买家而形成的市场控制。技术控制、金融控制和市场控制,共同构成了美国半导体产业霸权的三个基石,确保美国在产业竞争力相对衰退的情况下仍具有强大的产业权力。这种建立在技术—资本—市场基础上的三维分析框架,也为中国半导体产业的逆势崛起与战略突围提供了一些对症下药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