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违法行政行为的补正杨登峰

如何处理依法定程序行政与行政效率之间的矛盾是行政法经常面对的难题。在处理程序违法但实体内容正确的行政行为时所面临的正是这样一个问题，而补正则是协调这两项原则之冲突的一项折中方案。对单纯程序违法的行政行为采取比较宽容的态度并加以灵活处理是国外行政法的总体趋势，只是宽容程度和处理方式有所不同。权衡我国相关因素并比之于其他国家，借鉴德国经验、确立补正制度是必要的，但在设定补正要件和期限时，应比德国更为严格，且应协调好补正与处理程序违法的其他制度之间的关系。     

美国校园司法制度中陪审团问题的研究与启示

陪审团制度作为美国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斯坦福大学《学生司法宪章》中，陪审团制度作为校园司法制度的核心，发挥着实践民主，实现公平的重要作用，它从校园陪审团成员的组成、陪审团制度的性质、陪审团工作的基本原则、陪审团的职责、证据证明标准及其裁决方式等方面保证了校园公平、公正、民主的实现，这些对我国当前高校学生处分程序制度的设计也具有一定的借鉴与启示意义。     

犯罪客体是刑事违法的最高价值标准

犯罪客体并不具有哲学意义上客体（对象）的含义。它是生活行为是否违反刑法的价值标准。它的内容是刑法法益。它派生出客观构成要件,并对客观构成要件具有解释功能。因为生活行为符合客观构成要件就刑事违法,构成要件符合性必须先形式判断,后实质判断,而犯罪客体就是实质判断的价值标准,所以犯罪客体是刑事违法的最高价值标准。根据罪刑法定原则,犯罪客体必须法定。     

合理应对严重刑事犯罪之政策设计——基于构建和谐社会的视野

在党和国家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社会发展总体战略目标的时代背景下,我国应在这一基本国策的指引下合理设计应对严重刑事犯罪的刑事政策。具体来讲：首先,在政策目标设计上,应当确立超越于刑罚目的的政策目标;其次,在政策对象设计上,应将重点应对对象从传统的治安犯罪向职务犯罪、经济犯罪、严重有组织犯罪等拓展;最后,在政策手段设计上,应实现从“严惩”到“严控”的机制转换。     

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客观方面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是《刑法修正案（七）》增设的犯罪,与我国《刑法》规定的受贿罪有本质区别,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的影响力交易罪存在处罚范围上的差异。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客观方面包括利用影响力、通过职务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或者收受财物和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几个构成要素,除了索取或者收受财物这一要素外,其他的要素自有其特殊性。     

死刑适用标准研究

我国现行刑法规定的死刑适用总标准是“罪行极其严重”,由于立法的模糊,其在死刑适用的限制上存在着诸多缺陷,比如,在立法方面不能有效限制死刑适用的罪种范围,在司法方面具有重视客观因素而忽视主观恶性扣人身危险性等主观因素的裁判导向。为了弥补这一缺陷,应该对现有死刑适用标准进行改革,强化其对死刑的引导和制约,使我国死刑制度既能惩罚犯罪又能充分保障人权。     

从司法视角考量破坏电力设备罪之危害公共安全属性

破坏电力设备罪是实践中的多发犯罪,但在定罪量刑方面存在诸多问题。危害公共安全是破坏电力设备罪的本质属性,抓住这一属性对该罪的正确定罪量刑具有重要意义。     

略论发起人违反出资义务时对公司承担民事责任的性质

发起人违反出资义务是指发起人违反发起人协议和公司章程的约定,不履行或者不按约定履行对公司承担的交付出资财产义务的行为。发起人违反出资义务会产生对其他守约发起人、公司以及特定情形下的公司债权人的民事责任。从现行民商事立法看,发起人违反出资义务时对公司承担的民事责任在性质上并非违约责任、侵权责任或者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竞合,而是一种公司法上的特殊的独立的债不履行责任。当然,如果将来相关民商事立法有较大的修订则另当别论。     

论“行政违法”的实务判断标准

如何判断“行政违法” ,我国现行的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研究理论虽有涉及 ,但都略显抽象、难以操作。因此 ,准确界定司法实务中的“行政违法”标准 ,并对司法实务中疑难问题的判断方法作一些实质性探讨 ,目的是服务于行政诉讼 ,并促进依法行政 ,切实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论信用政府

信用 ,已经从一般道德规则发展为现代法律中的“帝王条款”。完善、健全的市场经济是以诚实信用为基础的。要建立社会信用 ,政府信用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