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vil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society: the case of European Union expansion

Joining a society of some kind requires the fulfillment of certain standards.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states acknowledge the need for certain collective standards of international conduct if international order is to be maintained. The first truly global application of international norms took place during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rough the process of the expansion of the European society of states and its gradual transformation to the contemporary global international society. In this process, the standard of ‘civilization’ played an essential role in determining which states would join the expanding European society and which ones would not. Despite the major changes that have occurred, the standard of ‘civilization’ has remained an international practice as well as a benchmark against which the attitudes and policies of states are assessed. Nowhere can this be seen more clearly than in the EU policy of ‘membership conditionality’. Although many explanations for EU expansion have been put forward rather absent from debate has been the civilization dimension which is embedded in membership conditionality and which should be given more emphasis.     

生态公益林效益补偿法律制度与政策机制的建构创新——结合广东省相关实践考量

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是实现森林生态价值、发挥森林作为生态环境建设主体作用的基本保障。我国生态公益林补偿历经由政策个别调整到立法普遍调整的渐进过程，且部分地方（如广东省）立法及政策试点实践已获得某些示范性经验。然而，相关政策法律机制还存在亟待解决的矛盾问题，特别是生态公益林补偿的投入与利益保障机制需要合理构建，这是全面推进生态公益林建设的关键。分析生态公益林补偿政策与立法现状，结合广东省等相关实践考量，重在探索我国生态公益林补偿制度规范及实施机制的创新思路。     

广西金融生态环境的现状及对策

加强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有利于广西吸引资金,提高金融业整体的竞争力和区域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提高广西商业银行资产质量,实现区域经济金融安全。目前广西金融业存在总体规模偏小、资源配置不优、信贷投放单一、市场结构失衡、产权制度缺陷、信用体系未立、法律制度不全、经济基础薄弱等制约因素,需要制定适宜发展的金融政策,设计进退有效的市场路径,打造流通顺畅的融资平台,构建灵活有效的监管体系,建立科学规范的产权制度,构筑全面立体的信用体系,完善规避风险的法律制度,创建稳定协调的长效机制,助推方兴未艾的县域经济,调整产业失衡的经济结构以改善金融生态环境。     

论被害人过错影响定罪量刑的根据

被害人过错影响定罪量刑的根据,西方有责任分担说和谴责性降低说两种学说。责任分担说从分析造成客观危害的原因入手,引出了被害人过错应当分担部分责任的结论;谴责性降低说着眼于加害人的主观面,提出了被害人过错会导致加害人应受谴责性降低的观点。两种学说均只揭示了事物的一个方面,并存在缺陷。主客观相统一是现代刑法的主轴,只有既重视主观又强调客观才能完整地说明被害人过错影响定罪量刑的根据。     

发展中的东盟“中国观”：从威胁到机会？

本文旨在分析为何东盟国家曾经将中国视为威胁，如今却转变观念，将中国视为促进地区稳定和一体化的重要推动力。第一部分将阐述东盟国家对中国的官方立场的变化，即从“中国威胁论”向“中国机会论”的转变。在80年代，当中国的经济开放促进了其与南部周边国家之间的关系时，这种观念的转变尤为突出。第二部分认为，在欧美日经济发展呈现出保护主义趋势，并遭遇发展瓶颈的情况下，中国的发展为东盟国家的经济增长提供了新契机。同时，笔者着重分析了中国从地区的不稳定根源向地区安全保障者转化的原因。第三部分指出，尽管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建立起了特殊关系，但中国无法排斥其他大国，尤其是日本与美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     

从“两个文明”到“四个文明”的历史跨越

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将“建设生态文明”作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之一，要求“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这是党建设和谐社会理念在生态与经济发展方面的升华。从十二大报告中提出的“两个文明”，到十六大的“三个文明”和十七大的“四个文明”，这是我们党关于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又一次突破和发展。深刻认识从“两个文明”到“四个文明”历史跨越的必然性，对于深入理解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和按照“四位一体”的要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生态文明应成为社会文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社会主义文明建设从"两个文明"发展到"四个文明",是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理念的一次升华,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本质发展。生态文明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既相互联系,又互不包容。将生态文明作为社会文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四个文明"协调发展的新机制,既是顺应人类社会发展历史潮流的必然选择,也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论构建现代生态产业体系

尽管我国在资源和环境保护方面作出了巨大努力,但在实践中,这种末端治理模式终究未能从根本上扭转生态环境持续恶化的困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资源环境瓶颈越来越突出。解困之策需要创新思维,以消费生态化和产业生态化的思路,从消费和生产环节的源头上着手,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经济基础。本文研究的现代生态产业体系就是支撑现代生态文明社会最核心、最基础的经济结构。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村建设的制约因素——以冀中某村为例

创建生态文明村是落实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政策的重大探索。研究一个具有普遍性的村庄生态文明村建设,揭示广大农村在落实这一政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与不足,为新农村建设献计献策,促进农村科学发展。     

公共关系视角下的企业生态化管理初探

以生态学的观点为元理论，将公共关系进行本质回归，探讨公共关系视角下企业与社会环境的互动匹配，生态位的内涵、价值和选择，以及生态智慧哲学，认为公共关系管理应该上升到生态化管理的高度，即企业运用传播沟通的手段促使其与社会环境的适应状态最优化，以形象生态位为基石，构建和维护基于生态智慧的和谐关系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