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我们党历来以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为己任.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坚定不移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有力地促进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要坚持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相互促进、协调发展,为实现全面建议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营造良好的政治局面.     

现代化过程中的中国政治文明建设

党的十六大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确定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 ,提出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扩大民主参与 ,丰富民主形式 ,坚持与完善基本政治制度 ,全面推进领导体制、决策体制、行政体制、司法体制、人事管理体制和监督体制的改革 ,从而把我国政治文明建设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生态文化建设的理论思考

生态文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文化。在地球环境的生态适应过程中,人类不断创造适应生存环境的生态文化。但随着人口、资源、环境问题的尖锐化,创造新的生态文化,与环境协调发展、和谐共进已成为社会发展的当务之急。     

政府合法性的新宪政论解读

政府合法性是政府存在、持续和发展的基础与前提,体现为社会和民众对政府、政治制度及其运行过程所构成的政治体系的自觉服从与认同。面对全球化与社会转型所带来的挑战,中国政府合法性基础正经历着考验。而新宪政论作为新兴的政治科学理论,对于政府合法性具有较透彻的解释力,并为政府合法性的维系与巩固提供了新的路径选择,即民主选举、有效政府、执政党能力建设。     

欧盟与东盟区域一体化发展模式之比较

区域化是当今世界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欧盟和东盟是当今世界发展最为引人注目的区域组织。它们的发展不仅对本地区的政治、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也在世界的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比较分析两大区域组织发展模式,有利于加深我国与它们的合作,推动各方的经济和政治的发展,以开创“共赢”的局面。     

文化在区域经济中的整合功能——以山西区域经济发展为例

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文化在其中所起到的价值整合作用越来越突出。文章以山西区域经济发展为例,提出文化的整合功能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提高城市品位;提升商品的附加值;挖掘人的经济品质;增加社会凝聚力;使区域经济在发展过程中深深打上文化的印记。因此,文化与经济的整合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新方向。     

台湾南北区域产业经济发展失衡之多层面多因素分析——以PAM理论架构为视角

区域产业经济发展失衡不仅是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顽症，同样也是发达国家或地区的难题。本次研究以台湾地区南北产业经济发展为例，打破以往的“单层面研究”，创新性地引入公共事务管理整合（PAM）架构，采用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实地调研、文献阅读等多种方式，层层抽丝剥茧，展开对台湾南北软环境、硬环境、自然资源（条件面）的差异性研究，进一步探析条件面上的差异对台湾南北部的民众、政府官员、专家学者在事实判断、价值判断、个体与群体的兼顾联结（本质面）上的影响，以及对台湾南北经济、社会、政治等宏观影响（现象面）。研究发现，台湾南北产业经济发展失衡的根本原因并非表面的政府与政策失灵，而是受民情文化（条件面）、公民认知（本质面）、社会政治（现象面）等深层次、多因素的影响。在两岸交流进入加速阶段的时代背景下，文章最后建设性地提出改善两岸关系的新启示。     

先秦儒家生态文明思想及其当代意义

先秦儒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活水,孕育着传统生态文明的精华。先秦儒家生态文明思想的内容主要包括生态精神文明和生态制度文明两个部分,这些思想为当代生态文明提供了重要启示。     

中国非传统安全研究40年(1978-2017)：脉络、意义与图景

中国的非传统安全研究已成一门“显学”，且对相关研究、安全现实与安全政策产生了极大影响。中国40年(1978-2017年)的非传统安全研究整体上历经了酝酿与显现、阐释与呼吁、反思与深化、建构与拓展的过程；研究内容丰富且不断出新，逐步形成了较为稳定的研究类型；与国家决策的关系呈现“被忽视——边缘性——中心圈”的发展轨迹；研究驱动包括学理驱动、技术驱动、事件驱动、政策驱动和环境驱动；形成了涵盖组织机构、学生培养、知识传播、政策咨询和学术网络的制度化研究态势。在学术上具备了学派与学科的自觉，推动了安全思想的“范式转型”与“安全文明”的重塑，在政策上牵引着安全治理实践更加综合化与国际化。然而，中国非传统安全研究的理论体系还未形成，专业性、科学性、国际性不足，未来非传统安全研究需要在全球安全的研究格局、元问题与分析框架、理论体系与学派自觉、方法论与量化研究、议题深究与国际对话上有新的持续推进。     

地区安全治理的未来:走向亚洲协调

作者首次提出了"亚洲协调"的概念,讨论了亚洲协调对未来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安全治理的必要性和长远性。尽管最早的主要国家之间协调(concert of powers)的理论与实践是19世纪的、欧洲的,但是,关于主要国家之间协调(不仅是大国协调)的一般理论却同样可以运用在解决21世纪的亚洲(以及太平洋)的严峻安全挑战和困境上。这些挑战和困境在未来可能会进一步演化为严重的大国之间的对抗甚至冲突。更重要的是,亚洲协调将注定会阻止战争、实现长期和平及维持本地区的经济活力。也就是说,如果亚洲协调明智地和有效地建立并运作起来,到2079年,亚洲以及太平洋将拥有一百年的和平,如同欧洲在1815-1914年拥有的百年和平。从1979年到现在,亚洲地区已经享受了接近四十年的和平。在过去二十多年建立起来的地区或者跨地区的论坛、会议、组织和制度等,反映了治理亚洲地区的权力转移的企图和努力;尽管这些安排相互重叠、尚未彼此兼容,甚至相互竞争,但我们完全可以把它们当做未来亚洲协调的基础。虽然目前的地区安全治理仍然由美国及其同盟体系占据主导地位,但美国也不得不重视复杂的安全地区主义。有不少人建议美国应该以亚洲协调作为未来解决与中国关系的方案。中国已经为建立在经济发展基础上的亚洲和平做出重大贡献。中国已与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回应美国的"转向亚洲"。中国在亚洲协调中的地位是中心的和关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