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转变——基于人才工作视角的观察与思考

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也是包括中国共产党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懈追求的社会理想。从"斗争哲学"转向"和谐哲学,"中国共产党人完成了执政理念和执政哲学的根本性转变。人才工作既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又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笔者试从人才工作这个视角来探讨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转变。     

欺诈:一种竞争法的理论诠释——兼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的适用与完善

欺诈在合同法中是一种意思瑕疵 ,在信息社会里 ,欺诈作为误导公众的行为 ,是一种典型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不能简单地视为合同法的特别法 ,欺诈的研究不应拘泥于意思表示的狭隘范围 ,反欺诈的消费者权益保护应纳入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范畴来考察。从竞争法的角度来看 ,欺诈不要求行为人具有主观故意 ,一种行为只要在客观上有误导消费者的效果 ,就足以构成欺诈。欺诈的救济措施 ,在主体设计、补救措施和赔偿责任上均有区别于传统合同欺诈的制度设计。     

浅论社会性规制的理论依据—兼论我国政府对食品与药品质量规制制度

长期以来,我们比较重视对经济性规制的研究,而忽视了对社会性规制的研究。作为社会性规制中的政府对产品质量规制应被重视。本文在对社会性规制的理论依据分析的基础上,就我政府对食品与药品质量规制制度进行分析,以期理论界对此问题有更准确的把握。     

国际私法中主权原则的承载及变迁

传统上,法律冲突的解决总是与国家主权原则联系在一起。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从根本上对传统主权国家之间规范权力的分配提出挑战。国际私法中非主权化趋势越来越明显:1、在非国家层面上更多的规范选择;2、法律的统一化运动;3、全球法律的协调与合作。     

Coping with an unjust fate: The case of structural unemployment

Becoming a victim of structural unemployment means suffering an unjust fate. The present research examines the cognitive reactions subjects use to protect their belief in a just world and the related effects on their actual well-being within a sample of unemployed blue-collar workers in East Germany (all femal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belief in a just world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attributing one’s unemployment to one’s own behavior and negatively with asking “why me?”, but uncorrelated with subjects’ readiness to change into another profession in order to get employed. Just world belief and depression were negatively related for those who either avoided the “why me?” question or who found an answer to it; but just world belief and depression was positively related for those women ruminating about an unanswered “why me?”. Results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idea that the belief in a just world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unemployed person’s coping process.     

《毛泽东思想概论》中"两个建议"的史实质疑与论证

我国高等院校党史教材和国内诸多史书论著,普遍认定“毛泽东思想两个建议”的史实。通过对《毛泽东思想概论》、《彭德怀自述》等有关“两个建议”史实不同版本的比较论证分析,可得出“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战役后期的两个战略性建议,不是毛泽东提出来的”史实结论,否定国内史学界近半个世纪以来所认定的普遍观点。     

法制现代化的文化选择

我国正处于从传统的“人治”型社会向现代的“法治”型社会转变的历史时期,如何处理和看待现代法制与传统法律文化之间的关系是我国法制现代化模式选择面临的重要课题。对于传统法律文化资源,要有所扬弃,弘扬优势,趋利避害,乃是我国法制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     

论利益衡量方法在行政诉讼原告资格认定中的运用

行政诉讼原告资格制度的目的在于建立一种筛选机制,其实质体现了法官在决定是否给予司法裁判时的利益衡量,因此利益衡量方法是界定原告资格的根本方法。原告资格的核心是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包括合法权益和因果关系两个主要构成要件,界定原告资格需要对这两者运用利益衡量方法进行分析。利益衡量标准与社会需求密切相关,个案中法官进行衡量时需要对社会主流价值取向、社会整体的道德情感以及公共政策等社会需求因素加以考虑。     

行政程序法的立法架构与中国立法的选择

由于选择在行政程序法中规定实体内容,中国的行政程序法典立法架构要解决实体性规定与程序性规定之间的架构和作为法典重要内容的程序性规定本身的架构这两大问题。对前者,可以行政权力为核心概念,遵循行政权力涉及的主体———行政权力的运行程序———行政权力的运行结果的思路予以架构。对后者,应以确立正当行政程序理念、突显正当行政程序制度为第一考虑要素,并根据立法惯例中“先一般、后特别”的规则,先规定行政程序的一般规定,后规定特定种类行政行为程序;关于内部行政程序,则置于法典中行政机关部分作出规定。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客观构成要件研究

研究刑法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客观构成要件是认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关键。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国家工作人员在被司法机关调查其明显超过合法收入的巨额财产的来源时,有义务向司法机关说明财产的真实来源而拒不履行这一说明义务,从而造成司法机关无法查明巨额财产的真实来源的行为;本罪是纯正的不作为犯,其作为义务来源于法律上规定的作为义务和先行行为引起的作为义务两个方面;本罪是结果犯,行为人的不作为造成司法机关没有能够查明巨额财产真实来源的危害结果是本罪成立的必要条件。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据此,建议在保持本罪基本内容不变的前提下进行必要的修改,使本罪的设置和适用更加科学、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