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宪法在澳门基本法制定与实施中的作用

1982年宪法是制定澳门基本法的依据,也是澳门回归祖国20年来保持繁荣稳定的根本保障。从1988年9月起草澳门基本法开始,到1999年12月20日澳门回归祖国并实施基本法以来,共和国的宪法精神像血液一样融入到澳门社会的各个领域,为澳门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健康发展提供了根本法基础。澳门回归20年的实践充分表明,在宪法和基本法共同构成澳门新宪制秩序的背景下,澳门特别行政区展现了开放、多元与活力,为“一国两制”的伟大实践提供了新鲜的经验。在回顾澳门回归20年的历程时,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共和国宪法的历史方位与时代精神,对澳门未来发展充满信心。当然,未来“一国两制”的实践也会遇到新挑战、新问题,但只要我们坚持“一国两制”的初心,坚持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继续以宪法和基本法凝聚社会共识,澳门将会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     

论我国当前群防群治工作

群防群治是我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重要力量。建国后,国家群防群治工作从实践到理论进行了长期的探索。改苹开放后,群防群治工作有了新的特点和变化,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当前全国各地群防群治队伍形形色色,但是基本可以归结为四类,这四类群防群治队伍的组织形式、管理模式、工作内容职责、经费保障有的有规范性文件依据,有的还没有规范性文件依据,实践中作法缺乏统一。当前推动群防群治工作需要做的工作很多,其中通过立法统一、完善群防群治各项工作,加强人防与物防和技防的结合,保障经费,明确工作职责是关键。     

树立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科学稳定观

传统稳定观缺乏科学发展观内涵,忽视解决影响稳定的根源问题,重治标不重治本,这样的稳定工作永远是被动的。只有树立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的科学稳定观,注重从源头上发现和解决影响稳定的社会矛盾,才能确保稳定工作既适应新世纪的新情况新问题,又牢牢把握稳定工作的主动权。     

从文化变迁看女性犯罪的社会预防

女性犯罪是当今社会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不但给众多家庭造成了悲剧,而且对社会危害程度日趋严重,已经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的不可忽视的因素,应当引起高度重视。面对当前中国社会女性犯罪不断上升和蔓延的态势,对于女性犯罪的原因的探讨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本文从文化变迁的角度来分析当前中国社会女性犯罪的社会原因,力求突破一些传统的看法,澄清一些认识上的误区,从而对女性犯罪给出一些社会预防对策。     

论罪刑相适应原则之刑法地位

罪刑相适应原则在国内刑法理论中早就提了出来,并在现行的刑法条文中有所表述。但对该原则的已有理论研究高度不够,视野狭窄。立足于罪刑相适应原则之于刑罚个别化、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罪刑法定原则、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和刑法人道主义原则的关系较为全面而深入地揭示了罪刑相适应原则的刑法核心原则地位,从而为宏观把握和整体领悟刑法开启一扇窗口。     

"纯粹法学"视角下的立法权正当行使及其批判

立法权正当行使的判准不能由立法权权力本身来证明,它的判断标准不在于法律的"实证性",更重要的是需要突破"法条"回归立法的"社会"维度。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探讨凯尔森的"纯粹法学"对立法权正当行使的影响,并揭示其理论的限度就显得十分必要。哈耶克和莱奥尼对凯尔森的理论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哈耶克从社会理论出发认为立法权正当行使不能超越内部规则,而在莱奥尼看来,立法权正当行使应当来源于个人的诉求。     

意义、价值与暴力性私力救济的发生——基于对行动的主观维度考察

人们的行动不是基于单纯的手段-目的理性,也不会完全受到结构性约束之摆布。通过对纳西族社会中发生的“殉情”历史事件、彝族的“死给”制度等个案考察,将表明暴力性私力救济的发生不仅和规则、资源、现有的纠纷解决机制等社会的客观维度有关联,它还与人们关于生活意义的思考、信仰和价值等主观方面有关系。人们的信仰、价值、意义追寻促成了暴力性私力救济。暴力性私力救济不能完全被消除,只能被限制和减少。但是,治理暴力性私力救济不能从强制改变人们的主观信念入手,只能着手于制度建构,消除引发暴力性私力救济客观因素。     

犯罪学视角下的中国维稳

2010年是中国的＂维稳＂之年,也是中国维稳面临挑战之年。从犯罪学的视角分析,科学调控城市化发展速度,加快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和现有户籍制度,改善流动人口的生存环境,扩大社会福利,构建新型的警民关系,强化社区和家庭建设等是减少犯罪,推动社会稳定的治本之策。     

安徽省失地农民社会保障问题之研究

在国家的新农村建设政策中,“三农问题”被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然而在现实中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中．却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大量的失地农民。由于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当前征地工作中存在问题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健全等原因,造成了失地农民无事可做,经济利益受损,社会保障权益缺失等诸多问题。为了妥善解决这一问题．应构建完善的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为失地农民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同时加强政府在土地征用过程中的作用,切实解决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问题。     

抗争与决裂:集体时代女性参与建构自身地位的再认识——以湖北恩施土家族双龙村女性为例

本文通过对湖北恩施双龙村3位女性个人生活经历的研究,探讨集体化时代中国乡村女性权利和地位变化的过程。文章认为,经历集体化的中国乡村女性的社会地位提高、社会权利增加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但这个过程的完成并不单纯只是凭借了国家政策自上而下的贯彻和政治动员,更重要的是依靠了大量女性自身的抗争行为:她们在主体意识觉醒后,主动利用国家政策与家庭、家族及歪曲国家政策的基层行政人员进行斗争,最终与传统决裂。女性不是国家力量的被动接受者,而是积极的缔造者和改编者,国家既充当了女性解放的裁决人,又被利用成为解放的工具。并最终,在多方力量的博弈和较量中,女性部分完成了提高自身权利和地位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