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舶建造合同损害赔偿法律制度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经济低迷,世界贸易增长放缓,很大程度上是由正在持续的金融危机导致的。各种造船订单正受到被取消或延期的威胁。因此,从英国法律的角度去理解适用于船舶建造合同的损害赔偿法律制度变得重要。如果造船厂以及船舶买家要违反船舶建造合同,则他们需要评估其相应的合法权利和义务。     

论表见代理的法律价值及构成要件——兼论《合同法》第49条之缺陷及完善

表见代理制度的法律价值在于侧重保护善意第三人利益以保护动的交易安全，同时兼顾无过失被代理人利益以维护静的交易安全；构成表见代理必须具备外观事实、第三人善意无过失、被代理人无过错三要件，在被代理人过错问题上应适用过错推定。我国合同法关于表见代理的规定存在明显缺陷，需要进一步完善。     

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不适用情势变更制度

情势变更制度是我国民法草案中一条极富争议的法律制度。但在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此制度不适用。本文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四种价款确定方式，即成本加酬金、可调价格、固定单价和固定总价出发，研究了不同条件下情势变更制度的适用，认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不适用情势变更制度。     

愿区区十七万元成为社会进步的推动费——许霆无罪以及许霆案正确判决的深远意义

《羊城借记卡章程》第4条规定，密码相符的交易“视为持卡人的合法交易”。本文证明这一交易规则是在广州市商业银行充分考虑银行自动柜员机（ATM）取款时有出现异常的可能性后慎重制定的，因此，根据本交易规则，ATM出现异常情况时取款的合法性是银行的意愿和许诺。许霆在明知ATM有问题的情况下，连续多次提取银行款项，这并不违反银行和ATM公司的本意，根本不是什么秘密窃取，因此不符合盗窃罪的客观要件。批驳了关于许霆有盗窃罪的几种典型的论据。宣判许霆无罪，是对作为现代社会根本特征的契约的严肃性的一次伸张，这将大大地引起全社会的反思，起到促进公民社会进步的作用。     

民事诉讼契约的合理规制

诉讼契约是指以产生诉讼法上效果(程序形成效果)为直接目的的当事人之间的合意。审判局限性的存在以及强化当事人程序主体地位的理念,要求构建诉讼契约理论,拓展其类型。但民事诉讼目的的多元性、纠纷类型的多样性、民事诉讼法的公法性质都决定了诉讼契约应以诚实信用原则、契约双方诉讼能力相当以及不危及公益为限,并对其进行相应的规制,方能确保此项制度更具理性和生命力。     

经济合同语言表述问题探讨

经济合同是经济活动中所签订的具有法律效力的契约文书，经济合同语言是体现经济合同职责的语言、文字符号等工具的总和，它存在于经济活动的全过程中。经济合同的订立不可草率，必须慎重，要做到模式规范，内容明确，字词得当，准确运用语言文字订立经济合同，对保护合同有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量刑规范化改革及路径选择

量刑的规范化是解决实践中量刑偏差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合理限制刑罚裁量权、实现量刑公正的必然要求。我国司法实践中的"电脑量刑"是一种量刑规范化改革措施,有其科学性。但在目前首要的是确定刑法分则规定的抽象个罪的量刑基准,尽可能地防止量刑畸重畸轻问题。我们应当选择一些常见多发的犯罪规范量刑。实证调查分析方法是寻求量刑基准的最基本方法。确定量刑基准要避免量刑标准绝对化;要建立适当的刑事判例制度为补充;要通过量刑监督限制法官的量刑裁量权。     

一个案例引发的思考——海上货物运输中“电放”法律问题探究

在海上货物运输中,提单通常是承运人在目的港交付货物的凭证,如果承运人无正本提单放货,则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在电放的情况下,承运人应当如何在目的港交付货物,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之规定,进而导致理论观点不一,判决各异。通过青岛泰达集团进出口有限公司诉青岛大通联运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从电放概念入手,层层剖析电放情况下承运人在目的港交付货物的义务和责任。     

主权:政治现实、道德理想与法治桥梁

准确把握主权概念是清晰理解国际法与国际关系的基础。只有消除一些误解和歧义才有可能树立正确的观念。就现实而言,主权是对内的命令、调控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对外代表与参与,主要功能是政府对其行为与利益的辩护与防卫。其根源是社会分工形成的人群分层,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制度惯性以及人们对治理形式的路径依赖。其内核是无涉于道德和法律的。在认清主权的非社会契约性、非神圣绝对性之后,必须承认,主权在世界上仍会长期存在。因而有必要在人本主义的价值基点上塑造其理想,即要求主权发挥引领、代表、服务人民,在相互依赖、面临共同未来的人类处境中密切合作的职能。为此,有必要进一步完善权力—权利三角形,使主权的运作受国内宪政和国际法治的引导与制约,促进社会的健康和谐发展。     

农村集体财产纠纷解决模式之检讨

农村集体财产纠纷解决模式主要包括诉讼、仲裁、行政处理、调解、和解、信访等方式,这些解决模式于实务中各有利弊,纠纷当事人往往从自己利益角度出发进行选择。然而,为了切实地保护农村集体及其成员的利益,农村集体财产所有权和使用权权属纠纷由行政机关解决不妥,应由法院作为民事纠纷直接受理;土地征收标准纠纷不应以行政方式解决且产生终决性效力,应界定为民事纠纷,赋予法院享有此类纠纷的最终决定权;集体财产收益分配纠纷应明确引发纠纷的集体财产分配方案属于一种特殊法律行为类型,法院应受理此类纠纷。同时,现行农村承包纠纷仲裁存在的弊端甚多,应将其纳入《仲裁法》的仲裁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