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赌协议”的裁判路径及政策选择——基于PE/VC与公司对赌场景的分析

PE/VC与目标公司对赌的司法裁判要点从合同效力转入合同可履行性后,需要面对两个层次的追问:一是以什么样的实体标准来判断履行障碍,二是由谁来判断是否存在履行障碍。华工案和"九民纪要"仅处理了第一个层次的问题,且主要以资本维持原则作为实体判断标准。然而,我国现行公司法资本维持原则过于粗疏,且缺乏"大分配"概念和底线规制的思路,导致"对赌协议"下的回购只能通过减资的途径,徒增成本。域外以清偿能力标准替代资本维持原则,体现了另一种以债权人利益为导向限制公司资产单向流出至股东的规制思路,但其商业逻辑上的合理性却无法掩盖更大的操作成本。就第二层次的判断主体而言,以美国特拉华州为代表,法官的商业判断逐渐让位于公司董事会的商业判断,却进一步凸显了公司、不同类别股东、债权人之间利益冲突的复杂状态。立法层面的价值判断与政策选择将最终决定司法裁判的走向,未来我国公司法的修订需要回应商业实践的诉求,同时PE/VC投资者也需要直面投资失败的风险承担。     

服务型政府——职能结构体系及其构建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世界性行政改革浪潮引发了服务型政府理论的探讨,为我国行政改革提供了借鉴意义。服务型政府的讨论是我国学者借鉴西方行政话语体系,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的一种改革模式,随后关于服务型政府的模式构建、服务型政府体系、服务型政府的实践总结等研究探索相继展开。服务型政府体系应当是一个政府各部分目标一致、相互协调、运转灵活、解决问题高效的体系,而职能结构是服务型政府体系的构成要素之一,是政府改革的起点,它涉及服务型政府职能结构的划分与配置等。     

从结构化视角看中国“公务员热”

公务员热是一个倍受政府、社会和学者关注的现实问题。文章借助结构化理论,从社会结构和个体行动者两方面剖析公务员热,认为该现象的产生是作为国家公务员制度的结构与作为公务员报考者的主体相互作用的结果,这一过程既受到当前中国社会结构的制约和使然,又形塑为社会发展中新的结构要素,进而得出公务员热再结构化的启示。     

当代中国乡村民主文化结构研究

民主文化是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和影响因素。在当代中国乡村,民主文化的发展呈现出的三层结构模型:自身行为层、民主实践层、政府导向层。它们之间的沟通不畅、协调不力使乡村民主文化发展举步维艰。通过民主实践层的制度安排,实现政府理念导向的真实传递,进而内化为村民自身的民主意识,使民主政治成为其自觉自愿的行为,形成完整和谐的民主文化结构,以促进当代乡村民主政治的发展。     

稳中求进是促进今年经济稳定健康发展的正确决策

为贯彻中央提出的今年经济社会发展要突出把握好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2012年中国经济的首要任务是稳定经济并保持经济平稳增长。为此,要继续稳定物价,在经济稳定条件下加大转方式调结构力度,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和服务,进一步改善民生。同时,经济改革要有新突破：要对一些难度较大改革,比如垄断行业改革、居民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政府职能转换改革、中央和地方财政管理体制改革等做好顶层设计总体规划;要积极推进有利于稳中求进的改革,包括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推进资源产品价格改革;继续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更好地为稳增长稳物价转方式惠民生服务。     

偏正结构复合名词语素异序现象分析

目前现代汉语学界认为偏正式复合名词的语素序既有前偏后正式,又有前正后偏式,而后一类因其词法结构与现代汉语句法结构不一致而备受关注.由于单凭语义关系判断结构关系欠妥等原因,同时受到规则简明性的制约,偏正结构复合名词语素序均宜看作前偏后正.     

文化碰撞中的选择:中国传统礼仪法文化在近现代的变革

礼仪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一种符号,礼仪法是中华法文化的一个标志性内容,是华夏礼仪之邦有别于其他民族的显著特征。法律近代化过程中,中国古老文化与西方外来文化的冲突,首先是围绕着礼仪而展开的;文化冲撞后的维新与变法,也将旧礼仪的改造作为要务。传统的礼仪法文化承载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民族品格,也凝结着浓重的尊卑等级观念、封建迷信色彩,充斥着铺张、奢华的繁文缛节。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将有助于当今的礼仪文化的建设。     

The benefits of being defended: Perceived bystander participant roles and victims’ emotional and psychosocial adjustment

Despite a wealth of knowledge for factors predicting adolescent defending behaviors, it remains unknown about victims’ adjustment resulting from experiencing the presence of different bystander roles in a victimization episode. This study analyzed 209 Taiwanese adolescents’ reports of school-based peer victimization, perceived bystander actions in the event, and the victims’ emotional responses (e.g., happy, sad), emotional status following the episode (e.g., feeling better, worse), and psychosocial maladjustment (i.e., depression, loneliness, anxiety). Our results showed that bystander participant roles varied by victimization types and that defended victims adjusted better than nondefended victims both emotionally and psychologically. Moreover, adolescent victims who reported the presence of an outsider during the victimization experienced more complex and negative emotional responses than victims who reported the presence reinforcer or assistant of the bully. Implications for interventions and prevention are discussed.     

社会主义价值观体系结构分层初探

社会主义价值观体系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思想观念系统,主要包括位于基础层次的社会主义基本价值观、列在中间层次的社会主义一般价值观和居于最高层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个层级的内容。社会主义基本价值观发轫于空想社会主义,集成于科学社会主义,突破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一般价值观源于社会主义实践及其发展的需要,是特定时代场景下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理想和价值愿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尚需进一步凝练。探讨社会主义价值观体系的结构分层,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前提。     

深化综合改革中的组织重构探究

原有的层级制组织结构由于存在高行政成本、监督成本和影响成本,以及对环境适应性低的缺陷,成为制约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瓶颈之一。在不断变化的新形势下,政府应打破层级制和集权,采取分类和分层治理等措施进行组织重构,逐步转向网络组织结构。同时,注意分化改革中的各种阻力,即传统习惯势力的束缚、既得利益者的反对以及转换成本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