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时代宪法的权利生态化特征

文章首先指出无论是近代宪法的法理基础———个人主义 ,还是现代宪法的法理基础———团体主义 ,都难以对付当前日益严重生态危机的挑战 ,主张可在团体主义的基础上将生态主义作为环境时代宪法的法理基础 ;而后 ,文章通过对传统宪法价值取向在环境时代所表现出种种局限的反思 ,提出环境时代宪法的价值取向———当代人与后代人 ,人与自然 ;最后 ,文章认为随着环境时代宪法法理基础———生态主义的建立和宪法价值取向———当代人与后代人 ,人与自然的确立 ,宪法将在权利社会化的基础上向权利生态化扩展 ,并围绕“人类和生态共同利益”之保护而精心构建 ,从而极具权利生态化的特征。     

论服务消费与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完善

服务消费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而迅猛发展,而服务消费中存在的诸多消费者权益得不到保护的现象也不断出现,逐渐上升。针对我国服务消费中消费者权益受损害的实际状况,分析了服务消费类型、问题及原因,指出了服务消费法制的欠缺,对服务消费权益保护从法理上作了初步分析,提出了完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与服务消费管理条例的立法建议。     

论青年马克思对近代西方人权观的批判与超越

近代西方人权思想家对于人权为谁拥有、人为何拥有人权、谁来认可或保障人权问题作出了自己的回答,而青年马克思在批判近代西方人权观的基础上用共产主义理论超越了近代西方人权理论。     

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关于宗教和宗教问题的论述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根据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的一系列变化和民族宗教问题发展的形势,结合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实践,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宗教和宗教问题的基本观点。     

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分析

社区矫正在预防和控制未成年人犯罪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符合未成年犯的心理特征,有利于克服监禁刑的弊端,有利于和发达国家的刑罚模式接轨。我国社会主义的刑事政策、社会主义的法律体系以及日趋完善的社区和健全的司法行政体系资源为未成年犯罪人适用社区矫正提供了现实可能性。针对我国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更新行刑观念、对社区矫正进行科学定位、建立专门的社区矫正机构、配备专业的矫正人员、建立适合未成年人特点的社区矫正项目以及建立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制度的评估体系是对未成年犯社区矫正制度完善的重要举措。     

A comparison of the Russian 13% flat rate PIT evasion stratified contributions and the US tax schedule

This paper reviews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on consumer credit reporting, the most extensively used instrument to overcome information asymmetry and adverse selection problems in credit markets. Despite the copious literature in economics and some research in regulatory policy, the legal community has paid almost no attention to the legal framework of consumer credit information systems, specially within the context of the European Union. Studies on the topic, however, seem particularly relevant in view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a single market for consumer credit. This article ultimately calls for further legal research to address consumer protection concerns and inform future legislation.      

论性的私法调整

私法对性保护的缺失导致对性权利保护的不足,性权利本质上是私权,私法应该对性权利加以调整并创设性人格权.性人格权由性自主权、生育权构成.创设了性人格权后,可以解决实践中许多问题如:婚内强奸问题、强奸后精神损害赔偿问题等.     

清代中国司法裁判的形式化与实质化——以《病榻梦痕录》所载案件为中心的考察

通过对汪辉祖自传所载案件的详尽分析,发现既无纯粹“依法裁判”的取向,也无全然按照“情理裁判”的做法。清代中国的司法裁判属于“形式化”与“实质化”的有机结合的类型,在司法裁判的“形式化”与“实质化”之间充满着张力。而其原因在于:其一,与皇帝集权统治和官僚体制的“照章办事”有关;其二,与“律”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以及“道”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相关;其三,与巨型帝国的法律统一和乡土社会的人情、习惯有关;其四,与“民本”社会旨在沟通“民情”和哲学上的“权变”思想相关;其五,与传统中国的“审美秩序”有关。无论“命盗”案件抑或“婚姻、田土、钱债”案件,清代中国的司法官员都是在“律例”的前提下寻求“情理”的平衡,只是两类不同案件在“依法”或“准情”的程度上有所差异而已。     

现代化与近代以来中国政治发展的相关理论问题

现代文明是一种独特的文明模式,其历史渊源是欧洲传统文明。中国传统文明具有独特性,它采取的是政教合一的秩序实现模式,有自身的演进逻辑。中国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本是两个不相干的系统。从政治发展的角度看,中国现代化实质上是一场秩序模式革命,包括传统政治整合模式的解构和现代秩序模式的创建。与欧洲特别是英国“顺势现代化”模式相比,中国的现代化属于“逆势现代化”,其过程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主要在于,在现代化的启动初期,就必须在共同体的宏观层面展开对传统秩序模式的解构。     

信赖保护与相对人授益权的实现

信赖保护原则作为政府行为的道德底线、行政法治化的内容和经济效益的需求,有助于实现授益行政行为的预期目标。信赖保护可以并且应当体现在授益行政行为过程中的多个环节,比如本着诚信原则作出授益行政行为,不得随意改变其依据,非经法定程序不得任意撤销和废止授益行政行为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