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的实现目标及其途径

法治社会的价值目标是追求民主、平等;法治的核心问题是约束、限制权力;法治国家的本质特征是体现民治;实现 法治化的基本途径是建立安全、方便、经济的参政方式。     

论紊乱犯罪现场逆现性

紊乱犯罪现场是案犯犯罪行为的物化反映,储存着犯罪主体及相关事物的信息。感知能力强的勘查人员具有辩证思维能力,能把自己对客观环境认识的合理性输入到紊乱的特殊环境中,理出紊乱犯罪现场发生、发展的整个头绪。     

论股东大会决议瑕疵的法律救济

股东大会决议是股份有限公司的最高意思表示。由于种种原因 ,股东大会决议往往存在瑕疵 ,对其进行必要的法律救济 ,是维护公司利益 ,保护股东和第三人的合法权益的客观要求。我国《公司法》在这方面的规定还非常欠缺 ,有必要加以完善。     

加入WTO与中国内外资企业法律制度分析

审视我国现行的内外资企业法律制度,其与市场经济法治要求有一定的距离,并且存在着诸多与 WTO 规则相背离的地方。我们应本着经济立法是对客观经济规律地正确反映的指导思想,制定反映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内外资企业法律制度。     

法律的统一对民法法典化的影响

自19世纪以来,大陆法系各国纷纷制定颁布了自己的民法典,掀起了制定民法典的浪潮。然而,在论及制定颁布民法典的原因时,多数学者往往忽视法律的统一这一因素对其的影响。实际上,从大陆法系各主要国家制定颁布民法典的最直接、最现实的目的来看,都是基于对已有分散的法律进行统一的需要。基于同样的原因,英美法系的国家也制定颁布了民事单行法。     

探析道义逻辑的哲学渊源

从哲学渊源上以“权”理论取代可能世界作为道义逻辑建构的理论依据,从而可以构造出实用性强的道义逻辑语义理论,因而是一种可以探索的道路。     

对中国传统行政文化的扬弃与创新

中国传统的行政文化对我国当前的行政改革既有消极的影响,也有积极的作用。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继承中国传统行政文化中的精华,扬弃其中的糟粕,建立先进的中国行政文化,推动行政改革的成功。     

同治中兴:晚清政治体制模式与政治伦理的悖离

发生在清朝末年的同治中兴,虽在形式上保全了清政府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政权组织形式,但其政治体制模式却遭到结构性破坏———中央集权权力向地方督抚下移,而中兴所倚重的中兴名臣仍然抱持儒家封建政治伦理,造成清末政治体制模式与政治伦理相互悖离,双方均失去了在政治建设中的合法性和积极意义。其矛盾运动的结果,使中国近代社会政治新陈代谢的过程曲折而漫长,甚至迂回不前,并出现晚清政局特有的征象。     

美国的公共服务改革及其启示

公共服务民营化是美国近年来公共服务改革的核心措施。从美国的经验来看,能否处理好民营化与竞争、民营化与社会公正、民营化与公众安全的关系,以及民营化与政府监管的关系直接关系到公共服务改革的成效。     

梁启超：以“政体进化”为特色的中国宪政主义活动家

中国社会由君主专制向建立近代民主国家急速变化的大转折时期,作为近代政治家的梁启超与古代改良派划清了界限,即他将政治变革的希望明确地建立在“国民运动”的身上,这与革命派并无二致。然而与后者不同的是:其思想表现为重“政体理化”而抑“国体革命”,即希望通过“国民运动”,建立起以近代政党制度为主导,和向国会负责的责任内阁;而这种内阁又必须执行“保育政策”,便从经济、政治,乃至文化各领域扶助民力、民智以及参政能力的增长,使整个国家在较为稳定的社会环境中,实现向世界强国的发展。梁启超的思想包含着深刻的革命内容,正因为如此,当袁世凯要实行国体复辟的时候,他便旗帜鲜明地发动了倒袁护国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