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法治语境中的民愤与审判——在刑事法学与社会心理学的边缘处思考

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民愤与审判之间一直存在着难以避免的紧张关系。民愤的发生发展有其独特的心理机制,而两面性则是其固有的基本属性。因此它对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对刑罚的道德目的和实用目的甚至对整个刑事法治的影响都是利弊同存的,简单地肯定或否定民愤在审判中的作用都是不足取的。理性的态度应当是审慎地进行制度上的设计与完善,以让民愤扬长避短,帮助实现审判的公正。     

充分发挥家属的重要作用,推动精神康复工作的发展——来自"广州市利康家属资源中心"的经验

文中分析了家属在精神康复工作中的重要作用,以引起社会对精神病人家属的关注;然后总结了“广州市利康家属资源中心”关心家属、服务家属的相关经验;最后从“广州市利康家属资源中心”的实践成效中提炼出了几个观点。     

内地与澳门程序性违法法律后果之比较

内地与澳门虽然都建立了程序性违法的制裁制度,但价值理念、法律传统等诸多方面的不同导致了两地在有关刑事诉讼程序性违法法律后果的规定上存在较大差异。针对警察、检察官或法官的各种违反法定诉讼程序的行为,澳门刑事诉讼法规定了诉讼行为无效制度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构成其较为完善的程序性裁判机制。相比而言,内地有关程序性违法法律后果的规定则存在不少问题。深入比较两地的程序性违法法律后果,研究其各自的运作机理和制度绩效,对于两地尤其是我国内地程序性违法制裁制度的改革与完善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世界五大文化圈的互动

把世界文化简单地分为东、西两大板块的观念应当改变 ,东、西文化并非从来就是两股道上跑的车。世界文化之源在东方 ,地中海是历史文化的漩涡 ,在此基础上 ,逐渐形成了五大文化圈 ,即佛教文化圈、汉字文化圈、基督教文化圈、伊斯兰教文化圈和游牧文化圈。五大文化圈处于互动关系 ,相互接触、碰撞、渗透、交叉 ,甚至挤压、重叠     

论改进党的执政方式

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执政党,肩负着领导全中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神圣使命。要把坚持执政为民这个本质落到实处,把一个有12多亿人口的大国领导好、治理好,没有很高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是不能胜任的。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既取决于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也与党的执政方式有着直接的联系。     

侵权还是违约--由一则案例引起的思考

侵权责任与违约责任是两类基本的民事责任。我国《民法通则》专设“民事责任”一章 ,不仅就两类责任的共性问题作出了阐述 ,而且对两类责任分别作出了规定。然而由于民事责任的复杂性 ,民事违法行为性质的多重性 ,使这两类责任常常发生竞合。本文试图通过对一个典型案例的分析 ,揭示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概念及其构成要件 ,确定侵权责任与违约责任竞合的标准 ,以期对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有所贡献。     

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的永恒主题

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是人类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理论创新成果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不断创新 ,使马克思主义充满了生机与活力。社会实践为理论创新提供了机遇与动力。理论创新必须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为指导 ,要符合时代的需要、人民的需要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     

论检察机关民事诉权所及的范围

基于检察监督理论和公益原则 ,检察机关应当具有一定的民事诉权。检察机关的民事诉权所及的范围应当包括 :违反亲属法并损害或危及社会公序良俗的行为 ;环境污染和产品责任等公害行为 ;垄断行为 ;侵害国有资产的行为。     

论盗窃罪适用中的几个问题

以盗窃罪司法适用中的几个疑难问题为研究对象 ,对作为盗窃对象的无形物的范围及其认定、盗窃数额中的几种特殊情形以及盗窃过程中损毁公私财物行为的定性问题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股东派生诉讼的几个争议问题探析

股东派生诉讼是小股东权益保护的一种有效的事后救济方式。本文在分析比较了几个主要国家和地区股东派生诉讼的主体、股东派生诉讼的前提条件和原告股东诉讼后费用承担等问题的基础上 ,结合我国公司的运作情况和诉讼现状 ,对我国未来公司法就以上相关问题作了初步探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