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个人发展的新生代务工人员

新生代务工人员最基本特征是"追求个人发展"。而"追求个人发展"与现行"限制个人发展"的体制发生剧烈冲突。"限制个人发展"体制的转型是必然的。     

谈新贸易保护主义下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从华为、中兴收购受阻谈起

传统“国家安全”内涵延伸到经济领域导致贸易保护盛行,投资壁垒越来越多,尤以中兴、华为进入美国遭到的以国家安全审查为内容的新贸易保护阻挠为最.本文透视美国安全审查制度,分析了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遭受歧视待遇的原因,以期为我国对外资的管制和促进海外投资的保护提供借鉴.     

我国贫富差距现象分析与政府的行为选择

当前，我国贫富差距有逐渐拉大的趋势。正确认识这一现象，对其做出客观的评价，不仅有助于我们厘清政府在其中应该承担的责任，找到调整贫富差距的有效方法，而且对我国进一步深化分配体制改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对侦查阶段律师辩护人身份确立的思考

新修正的《刑事诉讼法》在许多方面对侦查工作加强了制约监督,切实体现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理念。侦查机关和侦查人员应当顺应时势,牢记尊重和保障人权,转变旧的侦查理念和模式,积极适应侦查阶段律师辩护人身份的确立,不断提高侦查工作质量,切实提高新形势下诉讼效益。这无论从查明案情,还是从打击犯罪方面以及提高侦查公信力方面来说都是非常必要的,而且是非常迫切的。     

中日甲午战争与东北亚国际关系的变化

中日甲午战争中清朝的惨败给中国社会带来空前严重的社会危机,大大加深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程度。而战胜国日本则国力日益强大,跻身于资本主义列强的行列。甲午战争后,日本的崛起和扩张加剧了东亚地区国家关系的变化,给这一地区的国际关系带来直接而深远的影响。东亚国际秩序由以中国为中心的传统宗藩朝贡体系向近代殖民条约体系转型,中朝日近代新型的国家关系逐渐建立起来,传统的宗藩体系土崩瓦解。本文以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与传统华夷秩序的瓦解为切入点,探讨甲午战争后东亚传统邻邦中朝日三国新型近代国家关系建立始末及其对三国关系产生的影响。     

对加强胜利油田惩防体系建设的思考

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是推进党风廉政建设的创新举措。胜利油田惩防体系建设以党的十八精神为指针，固本清源抓教育，规范权力抓监督，以查促防抓惩处，牢牢把握促进党员干部清正廉洁、保障履职安全的目标指向，为提升胜利油田党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水平，推动胜利油田打造世界一流、实现率先发展提供政治保障。     

我国基于横切分裂的多元协商民主模式——以十八大代表结构为例

近年，国内学界对协商民主模式颇为关注，众多学者对这一模式的起源、定义、发展趋向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但很少注意到：协商民主模式的有效运作必须以一国内部不同群体之间的横切分裂为基础；这一模式内部包含多元参与；其有效运作必须以一国内部经济、宗教、语言、民族、意识形态等方面的非两极化为前提。协商民主模式的发展必须注意多元参与和运作前提等等。对中国共产党÷八大代表结构变化的分析可以判断出：我国正在完善多元协商模式，而且，这一模式将有效维护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稳定。     

“同心”思想与新形势下统一战线服务毕节试验区建设研究

党的十八大报告对统一战线提出了＂促进思想上同心同德、目标上同心同向、行动上同心同行＂的要求;作为新时期＂同心思想＂重要策源地的毕节试验区,需要精心贯彻落实好＂顶层设计＂,以＂同心思想＂推进＂同心行动＂,勇于试验探索,实现科学发展。     

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创新研究

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为当代大学生提供各样文化知识便利的同时,也给新形势下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开展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客观审视与分析新媒体的主要特征和认真梳理新媒体环境对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所产生的影响,扩大有利因素,剔除有害因素,充分运用新媒体创造性的开拓创新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新型阵地、不断深化对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的认识和引导、建立健全媒体信息管控、加强当代大学生的爱国主义自我教育监督是当前新媒体形势下大学生爱国主义教育急需解决的问题。     

世界大变局与中美日三国战略选择

在世界大变局中,战后国际格局重大变化的主要标志是“世界老二”易位。苏联、日本皆不例外;21世纪以来欧盟也由盛转衰。未来国际格局可能有三种前景:1.中美两极对抗体制;2.中美竞争合作的“两极多元体制”;3.世界各大力量多元并存,构建多元一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要看世界潮流是走向和平多边主义还是暴力多边主义。中国实现伟大复兴后的战略选择是“济弱扶倾”,为世界可持续发展与可持续安全做贡献。日本面临的战略选择是:继续在《日本国宪法》下走和平发展道路,还是修改宪法,成为“能战国家”的一员,加入暴力强权的多边主义?坚持开放的地区主义与国际协调,还是搞排他经济集团,远交近攻,以中国为竞争对手?利用中美对立从中渔利,还是促进中美协调而避免在中美之间“选边站”?妥善处理中日两国围绕钓鱼岛归属认知争议和台湾问题,还是重走历史老路?囿于冷战思维和传统权力政治的现实主义决策逻辑,同中国搞战略对抗,还是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的新安全观,与中国加强合作?这些战略选择将关乎未来30年的中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