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新理念和重大实践对民办高校思政教育队伍建设的启示

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形成了极为宝贵的创新理念和重大实践。这些理念和实践具有前瞻性、开创性、战略性,其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和实践对民办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队伍的建设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目前,民办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存在理论学习不深入、学生思想动态调研不充足、专业技能学习不及时、融入学生群体不顺畅、思想政治辅导员队伍不稳定、辅导员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之间的思想政治教育不融合等薄弱点。针对这些问题,应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民办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理念和实践,将一切工作的初衷紧紧围绕着学生这个群体,促进思想政治教育队伍的建设。     

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的法理价值

2011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该法一公布,激活了人们的法律思维,打破了人们某些固有的家庭生活规则,挑战了传统的婚姻观。呈现了许多新的亮点：规定了结婚瑕疵的救济途径;厘清了发展中的婚姻家庭关系的权利和义务;家庭财产制有了新的意蕴;明示了生育权女性做主的原则。体现了婚姻法的法理性、现实的针对性、改革开放的时代性和社会发展的前瞻性,它的发布有着深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恢复性司法的发展、挑战与选择

传统的刑事司法制度在预防与控制犯罪中遇到了难以克服的困境,在此背景下产生了恢复性司法运动。恢复性司法运动在保护被害人权利,弥补受损社会关系、帮助被告人重返社会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然而,由于传统恢复性司法在制度设计、程序规范、实施时间等方面存在诸多缺陷,因此,对其目的、效果的质疑也与日俱增。而从制度上对恢复性司法进行完善,特别是加强审前程序的司法监督和完备审理后制度设计,是恢复性司法面对挑战的新选择。     

欧盟过境货物知识产权保护最新态势——兼评欧洲法院“NOKIA”案和“PHILLIPS”案

自2008年10月以来,在欧盟一些海关屡屡发生过境货物遭到扣押的事件,尤其是荷兰海关屡次扣押印度等国的过境药品,引起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英国和比利时法院分别在审理“NOKIA”案和“PHIILIPS”案过程中对过境货物是否扣押产生疑问,并向欧洲法院提出咨询.近期欧洲法院对两案合并审理,做出一项里程碑意义的判决,厘清了过境货物、 “虚拟制造”理论等基本问题,对欧盟海关的知识产权执法和法院司法都有很好的指导作用,对于我国政府和企业也不无裨益.     

当代马华报刊文本中的华族政治参与意识表达

本文通过对《星洲日报》和《南洋商报》及其他马华主要报刊相关言论和社论的文本分析,揭示了20世纪80-90年代期间马来西亚华人政治参与意识的变化,包括民主政治思想的启蒙,民主政治实践的探索,以及超越种族政治的发展变化过程。     

海上保险中被保险人对保险人代位求偿权所负之义务

通过对被保险人对于代位求偿权所负义务性质的剖析,明确了被保险人仅负有不得损害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的消极义务。结合英美法的相关制度和判例并联系中国海上保险的司法实践,进一步阐述了被保险人所负义务的内涵。最后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253条进行检讨,提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253条的修改建议。     

郑洪年与国立暨南大学的党化教育(1927—1934)

党化教育是国民党掌权后在思想领域实行一党专制的重要手段,尤以民国国立大学内的党化教育最为典型。本文着重以民国华侨教育家郑洪年任校长期间的国立暨南大学为考察点,探讨国民党在国立大学实施党化教育的主旨、具体措施及其影响,以加深对民国时期党化教育的认识。     

论法律选择中的替代条款——兼评《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41条

替代条款要求在案件与一国有更密切联系时,排除冲突规则对案件的适用,发挥最密切联系原则的矫正功能。替代条款是法律选择的灵活性超越确定性的明证,是＂方法＂对＂规则＂的融合和革新,是英美法的自由裁量主义和大陆法的严格规则主义的较量。替代条款的盛行同样诠释了法的正义价值和安全价值之间博弈发展的古老命题,彰显了法律现实主义在冲突法领域的一度勃兴和鼎盛。《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在合同领域没有采用我国已有立法和各国立法中的替代条款,实为一大憾事。     

谈新贸易保护主义下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从华为、中兴收购受阻谈起

传统“国家安全”内涵延伸到经济领域导致贸易保护盛行,投资壁垒越来越多,尤以中兴、华为进入美国遭到的以国家安全审查为内容的新贸易保护阻挠为最.本文透视美国安全审查制度,分析了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遭受歧视待遇的原因,以期为我国对外资的管制和促进海外投资的保护提供借鉴.     

我国贫富差距现象分析与政府的行为选择

当前，我国贫富差距有逐渐拉大的趋势。正确认识这一现象，对其做出客观的评价，不仅有助于我们厘清政府在其中应该承担的责任，找到调整贫富差距的有效方法，而且对我国进一步深化分配体制改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